不过，虽说重视三极结构，但我在大部分时候还是将本书的重心放在了对稳健派的分析上，理由有二。**，在二元论政治对立的分析中被忽略掉的往往都是稳健派。如果说保守派主张的立宪制的范本是德国，革新派的范本是法国或者苏联的话，那么可以说极易被人们忽略掉的就是以英国立宪制为范本的稳健派了。本书的中心人物井上馨、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吉野作造、松冈驹吉等都是在各自不同时代以英国政治为范本的人。虽然不能说是贯穿了本书的全部，但作为一个大致上的框架，以主张英国政体的稳健派为主线，从围绕立宪政体构想而形成的保守、稳健、革新三极对立的视角来描述六十五年间的政治史，可以说是本书的课题。
　　以稳健派为主线分析战前日本的政治史，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个人在*近十余年间萌生出来的对于稳健派的兴趣，即我很想知道，所谓的稳健派，究竟只是对左右两个极端的反对，还是其原本就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如果稳健派的主张本身即代表着其独立的政治立场，那么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对于他们而言应该不是一件值得悲悯的事情。他们应该对自己稳健派的立场更有自信才对。然而，在这十年中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似乎表明稳健派的自信在丧失，在衰退。社会主义者不复存在了，接下来如果稳健派也销声匿迹的话，日本的政治该会如何发展，这种不安在自己的历史分析中也曾流露出来，或许就是这种不安才促使我*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三极结构中的中间一极。
　　上面谈到了自己的兴趣受到近十年来日本政治变化的影响，而本书即是对自己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中利用各种机会发表的论文的重新整理和归纳。书中有些部分是原文的保留（**章以及第二章的**节），有些则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下面所列举的是本书各章的论文原型。
　　**章《明治日本的“立国过程”》，坂本义和编《世界政治的结构变动》第三卷，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
　　第二章**节 《明治初年的井上馨》，福地惇、佐佐木隆编《明治日本的政治家群像》，吉川弘文馆，一九九三年。
　　第二章第二、三节《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岩波讲座 日本通史》第十七卷，岩波书店，一九九四年。
　　第三章**、二节《作为历史前提的钦定宪法体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日本社会》**卷，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第三章第三节《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企业民主主义”》，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日本社会》第四卷，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一年。
　　第四章《政党政治的崩溃》，坂野润治、宫地正人编《日本近代史中的转换期研究》，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这些论文，每篇都会牵出一些回忆。按论文发表年代，第四章*早。《日本近代史中的转换期研究》是我与宫地共同组织的、从事日本史研究的学者与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研究成果。说得再确切一点，这是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与以日本史及西欧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试图对战前日本的政治史进行分析的一部著述。从事日本史研究的，除了两名编者以外，还有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威廉姆?斯蒂尔以及现在隶属于京都大学法学部的伊藤之雄。以日本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学者，有千叶大学的宫崎隆次、都立大学的御厨贵（现就职于东京大学）和现今就职于独协大学的森山茂德。以西欧史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学者，则有东京大学法学部的马场康雄和高桥进参加写作。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如此阵容有点难以想象，但在当时我才四十来岁，所以每个人都能够从各自专业的观点出发，毫无顾忌地相互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今我依然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个研究会，真是一段难得的体验。
　　作为构成第三章的两篇论文，是我作为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整体研究”的一员时执笔写成的。“整体研究”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块招牌。与大学学部里老师要承担教学任务一样，在本研究所里参加共同研究、撰写论文也被视为义务。这种对共同研究的重视，也有批评认为它阻碍了个人的自由研究，但是于我而言，这对于自己专业领域的拓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前述山川出版社的共同研究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来说，以跨学科研究之名与别的学派进行切磋，对于扩大自己专业领域内的视野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章的**节是为了纪念伊藤隆六十岁生辰特意撰写的。回想起来，在我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伊藤一直是我的指导教师。他不仅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实证主义史学，而且在艰难的求学时代，还帮我介绍能够赚钱的工作。因为这篇文章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撰写的，所以在本次收录之际，我觉着大部分内容没有修改的必要。
　　第二章的第二、三节，是对前述《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做了大幅度的增补和修改之后形成的。之所以这样做，*大的原因，是我对德富苏峰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变。仅仅时隔两年，评价就有如此大的变化，也许听起来会使人感觉奇怪，但实际上早在这篇论文完成的当时，我自己就已经感到有些困惑。在论文的*后，我当时写了这样几句话：
　　第二点，苏峰的思想与我原来的预想截然不同，这让我颇感意外。在分析的过程中，有好几次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觉得我是在硬要把苏峰与福泽、吉野等人区别开来。如今，在将这篇论文付梓之际，依然有一些疑点令我难以释怀（《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十七卷，第296页）。
　　尽管我常常提醒自己，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抛开日本近代历史研究的常识和偏见，要自由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评价这个人物，但是对于像德富苏峰这样一个在后世恶名昭著的人物，我还是心存偏见，认为他不应该是一个能够与福泽谕吉和吉野作造相提并论的、主张英国式议院内阁制的论者。为了解开这些让自己“难以释怀”的疑虑，在完成论文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在研究生院的研讨班里，我与助手及研究生一道研读了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国民之友》杂志。研讨班结束后又与有志者一道共同成立了“明治立宪政治研究会”，研讨班得出的结论作为研究会的共同研究成果，应该会在本书出版发行之前面世（《明治立宪政治的形成过程——《国民之友》的议院内阁制论（一）（二）》，《社会科学研究》四十八卷一?二号）。在本书中，我加入了共同研究中自己执笔的部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中的苏峰论做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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