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一些超出一般美学的观点。那就是，《哲学研究》把它的工作或它工作采取的形式描述为综观式的表现方式（perspicuous presentation）（§122），这已很清楚地陈述了维特根斯坦写这本书的目的。而且该书宣称，它的工作是“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的用法”（§116），哲学特殊的承诺不但通过语词的日常用法判断哲学，并且把哲学本身的信誉放置在处理日常语词之手。但我们也知道维特根斯坦反复要求的综观的观念（idea of perspicuous）内在于形式证明的操作中，在《哲学研究》的**节他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那么，他使用这个观点是不是想澄清一个理念，并相信他不能期望一本著作的每句话都是由日常语言构成呢？其实不然，他在下一段中继续坚持：“综观式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达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哲学研究》是否包含了证明的等同词（equivalent）、类比或比喻？或者这是否意味着形式上严格执行论证，尽管它的表面表达形式不能将它们显示出来（spelling out）？我们还能怎样说明这些工作的影响，比如说在职业哲学的领域中去说明？
我有一个不同的建议：维特根斯坦主张日常语言本身综观的可能性，就像数学与有趣的定理不同一样，日常语言也与有趣的语句不同。但是怎样才能不同呢？难道维特根斯坦关于综观的观点仅意味着形式证明的外观吗？我认为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一旦凭借综观的观念摧毁了证明的说服力或者整体经验，迟早他会用同样的观念，出于某个理由，打破整体的经验，或重新命令的经验，或者日常语言的经验，就像在日常语言的新视角中，发现对综观观念的新阐释一样。他说过，在这节中“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关联’。”理解证明要求看到关联。同样，理解整体也要看到句子间的关联。句子问是否有可以看到的有趣关联呢？
我努力地寻找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综观性的特别阐释（§89）。在§89，维特根斯坦问道：“在何种意义上逻辑是崇高的东西？”如同我理解的一样，他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去理解他从《逻辑哲学论》向《哲学研究》的转向。我几乎从不允许自己有关于《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立场，但我现在不能避开这个问题。《哲学研究》回答道：“因为逻辑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度，逻辑似乎位于一切科学的根基处。”接着文本中在句子问出现了一些破折号，破折号连接的内容标志着维特根斯坦的假想对象在对话。这个假想对象说道：“因为逻辑考察所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要一直探人事物的根基，而不应该为实际发生的是这还是那操心。”维特根斯坦是反对这个假想对象的观点还是同意他的观点呢？又是一个破折号，写道：“（逻辑）产生出来，不是因为对自然事实有兴趣，也不是由于把捉因果关系的需要；而是出自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的热望。”但是，这个追求是好还是坏，是虚幻的还是实际的呢？*后，这段写道：“并非我们仿佛要为此寻觅新的事实；而是：不要通过它学习任何新的东西正是我们这种探究的要点。我们所要的是对已经敞开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加以理解。因为这似乎正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理解的东西。”由此可见，在这个哲学假想中，有些证明是实际的，而有些*后看起来像《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self—description）。
在《哲学研究》的第90节到133节集中了更多这样的自我描述。但是放弃把逻辑当作形式上的典范并不是说放弃把逻辑作为知识整体的*根本的形式体系。如果这样改变逻辑的地位，那么那种逻辑幻象表达出的哲学目标仍然保留着哲学重视智性的标志。它需要一种额外的理解，但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并不与科学形成竞争。它的目标仍然是本质（essence），即所有经验事物的基础。但通向-本质的方式是开放的，就像什么是本质上已掌握的但我们还未掌握一样。这个途径是我们语言的日常性。没有单一的或*终的规则去规定、显示、形成或改造本质的日常性或综观本质的日常性。维特根斯坦把这种达到旧目标的新路线称为语法研究，那么语法研究的形式或规则是什么呢？
维特根斯坦说（§123）：“哲学问题具有的形式是：‘我找不着北’”，（我可能会翻译成“Ich kenne mich nicht aus”）我曾经说过这就好比，当道特（Daute）开始讲述他的旅途时，他已迷失在人生旅途的黑暗森林中。这之间关联的复杂性就是维特根斯坦在此处要开始讲的东西，这种关联的复杂性让这个开头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宗教把这种开头称为万劫不复。这也正是爱默生《论经验》的开头喊出“我们从哪里发现我们自己？”所要表达的。因此，作为对这种迷失的哲学解答，维特根斯坦提出要综观。综观在证明的领域之外，通过回归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日常语言或语言的“家”（打引号是提醒我们自己还从未到过那里），语言的意义得到澄清。这节将综观称为“中间环节”，因此我建议理解“看到关联”就是提供语言游戏——因为理解“看到关联”要在一系列“读”的例子中去理解（§156－§178），并且要比较“知道”一词的语法同“能够”、“可能”、“理解”这些词的语法（§150），更一般地，还要表明语法的来源，比如“意义”的语法部分地来自于“解释这个意义”，或表明语法的不同，比如“指出一个对象”与“指出对象的颜色”之间的语法不同。因此，综观终结了以“我不知道出路在何方”这种形式开头的哲学问题。
尽管《哲学研究》*为人所知的是语言游戏的方法，但语言游戏的方法至少在职业哲学的范畴之外，它对语言没有多少要求——也没有给美学造成更大的困难——相比于奥斯汀（Austin）所主张的，当（而不是说他的散文容易特征化——我曾经在续写德里达（Derri-da）的《如何处理语言》中讨论过那个）。我的意思是，哲学地说明《哲学研究》的天才想法并不是在综观的范畴中提出的。很明显，进行语言游戏所需的只不过是通常掌握一种语言所需的。（这是个求与供的关系，它们是不同的，就好像突然地做和错误的做是不同的，看见面包和看见所有面包的标志是不同的；从他或她的行为中知道另一行为与仅从他或她的行为中知道另一行为是不同的）。这种天才将进一步看掌握一种语言是怎样需要哲学的，相应地，也等同于在掌握时迷失方向是怎样需要哲学的。如果写作的某个特征对于显示什么是根本的，那么这个写作对于《哲学研究》的哲学工作就是根本的。同时，这个写作也将归于“综观”的观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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