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之类；有一种极左论调，认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导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以便“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经过两次尝试，一事无成。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他劝我不要再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霸头”了。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再去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接着他对我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这次任务虽未完成，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鲁迅来良友编辑部为《苏联版画集》选画。在我那只有十多个平方米的编辑室里，他坐在我的写字椅上，把入选的放在左边，不要的放在右边。等他工作完毕，已近下班时分。我请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接连咳嗽起来，我才发觉这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这一天，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业绩抱病选画的情景，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是他*后一次来良友，也是我和他*后一次见面。此后他就病倒了。鲁迅曾答应为画集写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连每天必写的日记都停了，美国医生发现他的肺病已进入*后期。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许广平代笔书写。序文中说：“参加选画是做到了，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也不能做。”*后说：“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我们可以想象他虽在大病之中，天天发高烧，还念念不忘于这部版画集的出版。鲁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经受着重病的折磨，还要在病榻上如约地写出新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转，鲁迅又为老朋友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的出版热心起来了。经过函商，八月底，我们接受出版。鲁迅又忘我地为住在北平的译者代为编选、设计插图，并写信告诉我，因为译者“学校已开课，他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所以要我把清样送鲁迅校阅，他还要为此书写一篇序文。他处处想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觉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写下了那篇立下七条遗嘱的《死》。九月七日，我复他信中曾答应过一个月内可把清样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译稿清样尚未寄去。鲁迅等得不耐烦了，写了一封简信给我。信中说：“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及为荷。”这*后几句话，带有质问的意味，老人家**次对我生气了。在鲁迅给我的四十九封来信中，这样的话是极为少见的。我虽然立即向排字房讲妥，十五日去信表示歉意，并保证二十日送校。不料十九日晨，鲁迅先生遽然长逝，终于来不及看到这份清样，这已成为我生平*大的遗憾了。
从**次见到鲁迅那天起，他给我的印象，就和当时外界传说的完全两样。经过四年多时间通信和见面的接触，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有说，有笑，偶尔也对我生气。对文学青年，鼓励、帮助，指出努力的方向。鲁迅对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重视，随处表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始终鼓舞着我。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追叙以上几件给我印象*深的事，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感谢和纪念。
　　1981.9.1
　　鲁迅书简“完璧”归赵
一九三二年离开大学正式开始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后，鲁迅先生一共写给我四十九封信，*后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的，离他逝世之日仅七天。现在查对《鲁迅日记》所载，被我不慎丢了三封，仅存四十六封。抗战爆发，接着“孤岛”沦陷，我在工作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遭日寇查封。离沪去桂林前，曾把这批书信放人中国银行保管库中，得以安然无恙。
一九四五年年底，抗战胜利，从重庆回沪，暂住愚园路俭德坊旧寓。次年三月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讲学，途经上海，我在寓所为两位老友设宴饯行。应邀作陪者有郑振铎、许广平、靳以、巴金、凤子和赵清阁等。那天除了为出国的两位朋友祝酒，祝愿他们旅途愉快外，我们这些不久之前才先后分别从重庆回来的人，对“孤岛”时期坚守岗位备受日寇迫害或威胁的许广平和郑振铎两位深表敬意，都希望听听沦陷期间文艺界的情况，和他们目前的编写工作。许广平就谈到这几年，她向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已达八百余封，正在排校中。她说，鲁迅逝世后，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吴朗西，于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用大开本宣纸影印出版，颇得好评。以后曾计划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由蔡元培介绍，已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不料抗战爆发，影印之举完全落了空。一九三八年编印《鲁迅全集》时，未把书信部分列入，还是为了将来不影响书简手迹影印本的销路。现在一搁十年，只能赶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前，先出版一部铅印本了。席间，她向在座者呼吁，希望大家支援，如手头还有，时间虽极紧迫，还赶得及的。
郑振铎听了就指着我说：“鲁迅先生曾有许多信给你，你是否带到内地去了？”靳以还记得《文季月刊》出版纪念鲁迅逝世专号时，他曾向我借用一封作为插图，因此也敦促我成全这件好事。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但信件都不藏在家中。许广平听我说到总数约有五十封左右，她高兴得眉飞色舞，马上与我约定去霞飞坊交信的日期。当时大家谈起鲁迅先生所用的信笺，三十年代，才大量用北平彩色笺纸，可能是受当时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的影响。我才记起鲁迅写给我的信，有半数是写在彩色笺纸上的，我因而对郑振铎说：“单色影印白纸黑字，不能说已还以‘历史的真面目’，有朝一日，把鲁迅书信全部按原有笺纸的色彩套印，像你们印的《北平笺谱》一样，那才算是保持真迹了。”振铎拍拍我的肩膀，含笑地说：“家璧，你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大家一笑置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梦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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