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从大的背景讲，虽然党和国家一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影响，拨乱反正的任务极为艰难，但随着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复出，国家的政治形势日趋稳定并越来越好。北京也在结束“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市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领导。这一阶段，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负责办新闻节目。当时的新闻节目名为《本市新闻》，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播《北京日报》刊发的新闻消息。每天早晨5点多钟，由台里收发室的马洪玉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到北京日报社取报样，我们6点钟上早班，按《北京日报》报样剪剪贴贴编辑新闻，7点钟左右录音，8点正式播出。新闻信息量不大，播出时间又正值人们开始上班、上工、上学，所以《本市新闻》的收听率不高，影响很有限。我们所做的工作，被戏称为“剪刀加浆糊”。
为了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好地配合和服务北京的工作，台里决定从改进新闻节目人手。当时我们人手很紧，编辑不多，记者更少，一些记者又分别在对工人广播、对郊区农村广播等各专门的节目组工作。台里经过研究，决心克服困难，以本台记者力量为主采访新闻，扩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时效性。于是，从1980年10月起，我们对《本市新闻》节目进行重大改版，将《本市新闻》更名为《北京新闻》，播出时间由早8点提前到7点，紧跟在我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新闻稿的来源一方面仍然是《北京日报》刊发的消息，同时也有我台记者自采自编的消息。每天早上，新闻编辑组的同志凌晨4点半钟上早班，紧张地编辑稿子，5点半将稿件交播音员备稿，6点左右录音，确保7点播出，几乎是分秒必争。
由于北京台的新闻节目长期以来就是用《北京日报》刊发的稿子，所以市委、市政府的各种会议和重要活动，各部门的一些重要会议，从来就只有北京日报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参加。为了扩大电台自采新闻的比重，我拿着台里的介绍信，到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委、市政府一些部委办一家一家走访，宣传台里改进新闻节目的举动，宣传《北京新闻》节目的特点和优势，请求他们为北京电台记者的采访提供方便，也请各部门把各类工作信息、简报提供给电台。很快，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办公厅都给电台发通知，给电台记者采访的名额。连*难参加上的外事活动采访，市外办都给电台记者采访名额。全市各行业、各地区、各方面的工作简报，也源源不断寄到电台。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台里加强记者队伍建设，新闻组的同志早晨上早班，发完新闻之后，下午又出去采访。市里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都可以看到背着录音机的广播电台记者的身影。同时，我们努力挖掘台内的资源，除新闻采访组的记者采访新闻外，负责办对工人广播、对郊区农村广播和青少年节目的编辑记者，都肩负新闻采访的任务，为《北京新闻》节目提供新闻稿。另外，我们也在市委、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县，建立通讯员队伍，由他们提供新闻稿件。当年在《北京日报》上刊发新闻稿较多的那一批区县通讯员，如底铭、朱鹤林、叶宏杰、欧阳二利、刘春声、李杜、刘全旺、刘希成、李永明、张广林、钱正琦、张绍文、冯峰等，都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骨干通讯员，他们发来了大量新闻稿。北京卫戍区负责新闻报道的赵守义、张纯志、王子彦等，也给电台写来了很多很好的稿件。我还专门到新华社北京分社联系，请分社给我台提供记者采访的稿件。北京分社的领导非常支持，每天都给我台电传几篇新闻稿。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京新闻》节目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信息量扩大了；本台记者自采新闻的比重达到70％以上。早7点首播的时间也很合适，听众都习惯把收音机的频率调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套节目828千赫，先收听北京市的天气预报，接着听北京台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然后听北京台的《北京新闻》，一天还没出门或是在上班的路上，国家大事、首都北京的大事就都知道了。《北京新闻》的影响日渐扩大。
随着记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工作经验的不断丰富，新闻采访、编辑实力的不断增强，到1982年1月，北京电台进一步改进和丰富新闻节目，形成了每天有早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三套北京新闻节目共播出9次的格局，有力地配合了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及时地报道了全市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市里的地位、在广大听众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北京电台的工作。为了加强台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做好电台的各项工作，1982年11月30日，市委宣传部正式任命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于云先任台长，李完璞任副台长，田月华任副台长兼总编室主任，龙新民任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陈志昂任副台长兼文艺部主任。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划归北京市主管8年后市委宣传部正式任命的**个由台长、副台长组成的领导班子，也是北京电台历史上干部配备人数*多、*完整的一个台领导班子。此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各项工作，在市委宣传部和市广播电视局的直接领导下，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成为首都北京一家有重大影响的主要新闻媒体。
　　北京人学外语的序曲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频繁。为了适应对外交往对语言的要求，早在1972年，推动北京人学外语的工作就被提上了重要议程。
这一年的6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外语学习要搞好”的指示精神，适应不少干部群众渴望学习外语的需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着手举办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报告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中央之后，7月18日，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北京广播外语讲座，一经出现，影响极大。请于7月下旬先将**月教材稿、教师播讲录音，送外交部由浦寿昌、章含之、唐闻生三位同志组织审查，肯定可用后，再在8月中旬于北京开课。”
1972年下半年，国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开始在一定限度内调整某些政策，恢复一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部分行业的调整整顿工作开始着手，国家经济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并开始显露生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周恩来总理重视和关心北京举办外语广播讲座，这对推动群众学习外语，培养外语人才，适应对外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体现中国同国际社会加强联系和友好交往的姿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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