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本书特色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3》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目录

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民族识别的缘由二、民族识别的理论根据三、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云南省民族识别报告一、僮族系统二、彝族系统三、哈尼族系统四、“白朗”族(濮曼——西双版纳)五、“勒墨”族(附“那马”族)。六、阿昌族。七、“本人”族(镇康县、沧源县)八、“怒”族和“俅”族九、“西蕃”族十、“蔗园”族(富宁县)十一、其他工作。附录一附录二：有关民族识别几个名词的解释金平县三区金水河乡金水河傣族生产和生活资料占有情况调查。一、概况二、生产和生活资料占有情况附录一：金子县三区金水河乡金水河傣族生产和生活资料占有统计表附录二：金水河乡金水河傣族占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统计云南文山民族支系调查一、土僚二、濮喇三、莢人四、苗族五、仡佬族六、普剽大理白族的巫教调查一、白族巫教的内幕和活动情况二、南诏时期及以后的巫教三、巫教和本主崇拜与道、佛、儒的融合白族节日调查一、春节二、秋千会三、把志节四、草药会五、庄稼会六、清明节七、三月街八、白族梨花会九、白族娘娘会十、蝴蝶会十一、绕三灵十二、立夏节十三、端午节十四、田家乐十五、清源洞会十六、火把节十七、石宝山歌会(又叫风流会)十八、中元报本节十九、茈碧湖海灯会二十、中秋节和嫁妆会(即渔潭会)二十一、尝新节二十二、重阳节二十三、上冬坟二十四、冬至节后记修订后记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节选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3》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相关资料

插图：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密切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一地进行识别，以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这首先要提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该论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些特征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形成了。所以在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的四个特征，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共同语言，这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究竟是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还是借用他族语言则是次要的。在现实识别工作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①例如，景颇族各支系主要使用两种语言。通过语言分析说明景颇各支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此外，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成其为民族，这是前提，但识别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单独地依据语言学分析来确定他们的族别。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文化传统也常常在这种共同的生存背景中形成。例如，大至壮族、傣族，小至西双版纳攸乐山的基诺族就都分别占据一定的地域。我们也重视我国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等多种原因而产生的交错杂居的特点。例如，崩龙族‘勁在我国就有很多支系，在国外还分布于中南半岛，他们在男女服饰上有直观的明显区别，语言略有差异，虽与坝区傣族以及景颇等山地民族交错杂居，仍保持了自身的共同民族特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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