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文明的崛起与中国车文化的关系
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可以发现，车文化不但参与了中国文化史的塑造进程，而且单独诠释了中国古代文化发生学的地貌特征，那就是车的空间限制性与中国文化的空间扩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即广义的中原。这个认识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接下来延伸出的这个观点——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就有问题了。它的问题在于它所隐含的前提：河流是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起源（摇篮即起源、发源地的比喻说法）。这个前提实际上将生命生理的必需条件暗示或暗中替换为文化发生的充分条件。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现象——古代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诸文明的观察上的。马克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共产党员卡尔·A·魏特夫在这个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的出现与河流的关系，认为农业生产依靠水利灌溉，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政治权力权威的协调组织，于是间接地证明了河流起源了国家甚至专制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许倬云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实这些现象不构成充分条件。我们只要简单举中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弓箭文化便足以颠覆这个观点。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山地文化是比大河文明更早的文化源头，从欧亚直到美洲比比皆是，中国自不例外。柳诒徵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所著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中就指出：“世多谓文明起于河流，吾谓吾国文明实先发生于山岳。……其拥部众而施号令者，必具居高临下之势，始可以控制多方。……古代诸部兴于山岭者多，而起于河流者少。如天皇兴于柱洲昆仑山，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兴于刑马山。出旸谷，分九河之类，实吾民先居山岭，后沿河流之证。”并举“林”“蒸”为古代君主之号，唐虞时代诸侯之长（即部落长老）犹号称“岳”，部落联盟共主如舜巡四岳禹会涂山朝诸侯必于山岳以及古代帝王登山封禅等证据，以证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源于山地，甚至考证“氏”字为某山某部落酋长之义，从社会发展史来探寻文明起源于山地而非河流。
因此，“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有问题的。中心不等于源头，文化传播的中心地不等于是文化发展的起源地。不能把文化中心地的自然条件当作文化发生的充分条件，而只能看作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其实，如果河流是文明发生发展的原因说成立，那么按条件来说，与黄河相比，长江流域条件更好。江南纵横交错的水道是天然的灌溉系统，对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自然条件，那为什么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却比不上黄河流域文化，反而落后一大截呢？为什么古代文化的中心不是在长江流域而是黄河流域呢？这是“文明起源于河流”说与“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无法自洽的内在逻辑矛盾。
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在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繁荣而不率先发展于长江流域，不是因为黄河的水利（长江水更多、利更大），而是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最大的平原。我们知道，车是陆地交通工具，而它的先天条件或概念结构就包含了道路元素在内，即它依赖于一定坡度和宽度的道路，这是车在征服空间距离时的一个自我空间限制。广阔平坦的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从地貌上提供了开拓便利、经济、优质的行车道路的天然条件，使得车文化在黄河流域平原上畅通无阻地发展起来。正是这个必要条件使黄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率先得到了繁荣崛起。“要想富，先修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口号是商周时期车文化开拓者的心声在3000多年后的回响。伴随着车文化而来的首先是青铜文化的突然灿烂大放异彩（必须指出，青铜文化在中国是与车文化同时出现的）。车不但输送物质，拉动经济繁荣，它发出的轰轰巨响“轰”的概念是巨响，其繁体字“轟”就是由三个车构成。还震醒了车道沿线两旁沉睡了多少个世纪的小国寡民！那状态应当和清末西方的火车刚开进中国时的情形一样。因此，不是河流水系而是车路网络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原始部落闭塞局面，建立起了跨地缘（自然也包括跨血缘）的沟通联系管道，唤起了联邦共同体的政治意识，进而形成了以青铜文化为物质基础、以礼俗社会为国家雏形、以“礼乐文明”为精神特征的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原文明的崛起是和车文化同步发展起来的！
车文化在带来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明大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战争风云的突变。车道上跑的不仅是欢歌笑语的客车和满载而归的货车，也有紧随而来的隆隆战车。战争是除商业之外最大的文化传播媒介。随车战而来的则是雄关漫道和带有围墙的城镇建设的大规模崛起。这是文明发展中凝聚收缩与扩散放大的双向运动的节奏点。
如果说西亚的马车最早是通过欧亚“草原通道”自北向南传入中原的，那么中国马车也是从北向南传播的。车文化的传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当时是河流。周昭王南征楚国欲将中原文化推广到江南，但在由车换船渡江时沉没，葬身于长江流域的一条支流——汉江，从此终春秋、历战国，七八百年之间中原文化不复再有南下扩张的大规模壮举，就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管仲也只能到汉江北岸与楚国隔空打打口水战，虚张声势地责问“包茅不贡”之类的抗议而已。而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听说徐偃王另立中央自成王权，便命造父驾车“一日千里”赶赴徐国成功镇压，之所以成功，正因为那是车文化所及之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左传·昭公十二年》。但他的宏愿可以北伸却无法推行到江南。其实当时楚国的真正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汉水平原一带，这就给楚国提供了引进实习中原车文化的可能性和积极性。但是楚国学习了车文化之后不是将它用于长江以南的开发而是北上问鼎，与中原各国争锋，主动地卷入了中原文化，为黄河流域文明增添了辉煌。后来的吴国也是主动学习中原的车文化。吴国请求晋国派专家帮助指导车战，应邀到吴国传授车文化的是从楚国逃到晋国的贵族巫臣。吴国学习成功后也不是南下扩张，和楚国一样也是用于北上争霸。这说明中国古代车文化的发展始终局限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因此受车文化所引领、以车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黄河流域的长期高度文明是车文化所造成、也是车文化所维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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