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将原来被包含在“大文化”中的车文化抽象出来作为单独的一项而与排除车文化后的其余整体文化相对，绝不意味着它们的关系可以割裂开来，可以片面地孤立看待，恰恰相反，这样做正是为了强调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当然也不否认，这同时也包含有突出车文化特殊性的意义。
 
车文化在“大文化”中的特殊属性与地位
作为“文化物”，车处在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它是器物，是器物中具有特殊性的器具。但当它被列入器具中的一种工具（交通工具）时，它的“身份”犹疑（其实是人的理性概念在归类问题上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它不像锄头、织机一样直接生产出别的东西，更不像斧头、锯子、锤子一样通过它们可以再制造出别的器具。总之，它是一种非生产性工具，因而从这个方面看，它是与衣服、住房一样的“终端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非衣服、住房那样的作为纯粹的消费品和耐用品的“终端物”，而是间接地参与了生产性活动，即参与物流领域的运输活动，从而跨入了“事体系”这是笔者自编文化史讲义中自撰的一个范畴。。从它参与了部分生产工作的情况来看，它可以算是具有“工具”的性质，但它也不是坛坛罐罐之类容器那样被动的消极性器具性质的“用具”，而是具有积极性功能的器具、用具，因为它通过流通过程带来了新价值。坛坛罐罐是石器时期出现的，而车是青铜时期的产物。不仅制作车需要具备比制作陶器更高级的文化、更高度的技术性，使用车也包含相当难度的技巧性，不像穿衣吃饭，只要是正常人，自然都会。因此专门制造车的专业集团和驾车人职业——御者就出现了。
车是人类最伟大、最重要也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之一。古车这个“天工人代”的人工物，是集中反映人类文化发展水平即文明程度的标志物。它反映了人类追求速度、征服时空的意志，并第一次实现了阶段性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同时，它也是最早的社会化分工合作和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大辂椎轮”。
它不仅是承运物质（包括人的肉身）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折射人类的语言、心智、技能技巧、风俗习惯、规则制度、伦理规范、观念形态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精神载体。车所承载的不仅是物流，它也是精神信息流的载体。如果没有车，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就十分有限。
如果说人类的直立行走与其他动物相比是解放了人的双手因而开始了“劳动”的话，那么车的创造发明和使用则是解放了人的双脚，获得舒适、休息的“去劳动”。“劳动”与“去劳动”，二者相反相成地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正如走路前进中的双腿。人靠双腿走路久了就会累，速度也慢；靠双肩挑担承担不了多少东西就感觉压迫难受，不但时间花费多、成本高，而且走不了多远。使用车固然也是一种劳动（驾车），但比起挑担子，它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而效果效率却明显大大提高了；这相对于乘车者来说就是休息。不但如此，人们乘车出游和驾车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娱乐。所以车可以将劳动与休闲娱乐合于一体，与旅游文化的关系也因此从古至今密不可分。
作为器具，车不但是民用工具，而且也是军事、国防的重要战略武器。以战车为中心成建制的军民一体化战斗单位，是古代军队和地方的组织形式，而车战曾经是古代战争的主要方式。
在没有车的时代，大家都靠两条腿走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平等；但是有了车以后，等级制度也就多了一个表现形式。
由于古车的系统是外在联系的，其结构的部分元素之间具有自然的独立性，这就从结构内部提供了自身分裂的可能性。当车的主要结构发生变化，而动力部分——马独立突出取代车驰骋战场时，与战车紧密相连的社会阶层和精神文化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述这些主要特点构成了车文化的本质属性。
 
进入时空中的车文化
当车文化的本质属性在进入远东时空中展开时，就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中国古代车文化史。
至少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车就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境内），距今已有4500多年历史了。中国的车也出现得很早，并且一出现就已呈现成熟的形态。已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商代晚期的产品，距今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关于车的传说要更早。据先秦古籍记载，夏代或夏代之前中国已有车了。《墨子》《荀子》《吕氏春秋》《左传》《世夲》等文献均谓“奚仲作车”。而《古史考》则将车的发明权更上溯至中国人的始祖黄帝身上，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黄帝号轩辕氏，从字面就体现黄帝部落已然是“有车一族”了。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能代替历史，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车在中国也很古老了。
中国出土发现的最早马车见于安阳殷墟等地。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至少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但比起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仍晚了至少五个世纪左右，并且马车在中国是突然崛起，此前没有任何发展过渡的痕迹。学术界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一直存在“外来说”与“本土说”两种观点，长期悬而未决。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如在苏联中亚地区及我国新疆、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马车的实物与岩画）支持中国马车是由西亚经中亚通过欧亚草原于商代晚期辗转传入我国的观点。
不管是“外来说”还是“本土说”，车文化的功能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从车在中国出现起，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车文化除了具有推动工商业繁荣发展等巨大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强大的军事功能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战争主要是车战决定胜负，因此战车在战场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车文化还渗透、影响和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婚丧喜庆、社交往来、旅行出游等，甚至影响到社会阶层的流动变迁与学术思想的交流，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和孔子等人的周游列国都与车文化的发展分不开。如果没有车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士不怀居、周游列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现象就不会出现；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诗经》也将枯萎三分之一的花冠。车文化当然更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列国诸侯的盟会和朝觐以及使节的“聘问”等外交活动之频繁，都是车文化促成的。国内的军情与政令的传达更是直接依靠了车文化功能的行使。与政治功能紧密相连的是，中国古代的车文化还有一个鲜为今人所知的象征功能，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把这个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中国车文化与官本位政治文化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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