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关于国外如何用西方的文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目前在文学批评方面用得很多的“叙述学”。六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盛行，叙述学强调小说写得好不好，动不动人，有没有艺术水平，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如何叙述。艺术性的不同关键在于叙述的不同。为什么会不同？他们分析得很细。首先列一个公式：
    作者→拟想作者→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叙述对象→拟想读者→读者
公式中第一是“作者”，是真实的作者，“拟想作者”只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叙述者”正在向其叙述故事的人，如《故乡》中的“我”。“叙述对象”是“叙述者”所叙述的对象，然后是“拟想的读者”，最后是“真正的读者”。如用吴组缃先生的《官官的补品》为例。作品中少爷吃人奶做补品。作者是完整的吴先生，“拟想作者”则是表现在这个作品中的一部分吴先生，“叙述者”是官官自己。“拟想作者”与叙述者官官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叙述者官官认为农民不交租坐牢是应该的，剥削是完全合理的，而“拟想作者”通过官官的口吻，给读者的信息却恰好相反，然后是“拟想的读者”得到了与叙述者官官的愿望完全不同的结论。叙述学提倡把一个作品打散成最小的因素，这便是“命题”。“命题”有三部分，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属性（形容词），第三个是动词。如“一朵红花枯萎了”这是一个命题，“一个小姑娘把这朵红花摘下来”这也是一个命题。叙述学相信只有一个命题又一个命题的比较分析，才可能发现艺术的魅力所在。他们认为《官官的补品》所以好，所以有“反讽”的意味，正是由于叙述者与拟想作者的观点完全相反，叙述者官官讲得愈是理直气壮，拟想作者传达拟想向读者的信息愈是叙述者的蛮不讲理。再如台湾作家朱西甯的《破晓时分》，主要情节与《错斩崔宁》相似，叙述一个农村青年花了钱买得一个衙役的职务，头一天便遇到了与“错斩崔宁”相类似的事。从《错斩崔宁》到《双熊梦》到《十五贯》都是一个封闭性的故事，有一个最后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破晓时分》整个故事大部分是透过小衙役的眼光来叙述的，结尾时这个小衙役很觉不安，感到这碗亏心饭没法吃。但究竟如何，并无结论，结局是开放性的。一个美国学者曾把《破晓时分》和《错斩崔宁》分解成许多命题，逐个加以对比，用来说明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在叙述方法上的不同。
另外，现象学的哲学思潮也在文学批评方面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现象学提倡不只注意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要集中探讨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现象学派的文学理论特别强调在探讨文学作品时，不但要顾及作品本身，而且要同样重视对作品的种种反应。所以作品并不等于印好的书，因为书一定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和意识才能有生命，成为“作品”。对于不识字的人，书只是一堆纸。因此小说必须能激发读者自己去建造一个“小说世界”，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不得不有赖于诠释活动才能存在。这就产生了所谓诠释学。诠释学在西方首先从解释《圣经》开始，就跟我们要注释六经一样。现在把诠释学运用到文学上来，比如分析萧军的《羊》。这个故事发生在监狱里，一个囚犯一面看着窗外的海，一面看着监狱。这里有很多不好解释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囚犯是什么人，他的待遇为何与别人不一样（他还有看报的自由）？为什么这个窗户一面向着海，一面向着囚牢，这有什么象征意义?为什么小说的题目叫《羊》？监狱有个偷羊贼带来一只母羊，她在牢里生了小羊，没东西吃，小羊便死了，偷羊贼也被折磨死。后来有个小孩与囚犯说话，小孩又到苏联去了，这里有很多谜。诠释学的方法就是要找出所有悬念，由读者自己来解释各种问题。提倡诠释学的人认为没有读者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所有的文学都是没有价值的。再如他们分析师陀的《一吻》，把它和鲁迅的《故乡》比较，因为它们的结构都是一个人经过许多沧桑变化又回到故乡，但效果不同，都有很多隐藏的东西难以解释。从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看读者和作者在哪些地方能汇合。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茅盾的《水藻行》也很有意思。《水藻行》的结尾是开放性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作品冲突的结局，那位强壮的农民可能是打官司，可能被抓，也可能造反，或许就照原样活下去，读者可以根据不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总之，作品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就愈是好作品。
总之，西方现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甚至历史概念，都变化得很快。三十年来，继新批评派之后，结构主义、叙述学都很强调与读者绝缘的“本文分析”，但许多学者已经感到这种绝缘的分析不行，如诠释学，特别强调诠释的循环，读者要了解作者想讲些什么，必须回到作者的时空。想了解萧军的《羊》，必须了解萧军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条件。但读者在了解《羊》时必然带有读者自己的主观色彩，不可能完全客观。所以，必须要回到读者本身的时空，才能了解作者的时空，这便是一个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到文艺理论的发展，又逐步回到社会生活，回到人与人的关系，回到作品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个小的结构。这是总的发展趋势。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在英、法、美都有很大发展，特别在英国，特雷·伊格顿的《文艺批评》小册子（已有中文译本）和一九八〇、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学理论》[2]，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推向前进，以解释几十年来新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最近三十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很值得注意，至少应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开放性的，要不断吸取人类新的历史经验，在解释各种新事物、新现象的过程中发展、更新、创造，使自身更加完美，这就是几年来我深深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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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萧统《文选序》，见于《文选李注义疏》，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6－10页。 [2] 中文译本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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