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文化层面看，大而言之基本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磨合和融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本不相容，世界史上这两种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计其数，但中国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仅相容，而且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这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奥秘就表现在这两种文化的互补性上。对此，费孝通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他说：“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贸易是双方面的，互通有无。农区在耕种及运输上需要大量的畜力，军队里需要马匹，这些绝不能由农区自给。同时农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农区对牧区的供应中，丝织物和茶常是重要项目，因而后来把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费孝通的话诠释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亲和力的内蕴。亲和力就是文化凝聚力，正是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互补性的结合，从古到今，中国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才谁也离不开谁。这种深层次的内因，使得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无数坎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大潮流、大趋势。
二、中华民族发展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大趋势的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个阶段：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远古时代，中国民族的崛起是多源和多元的，那时，中华大地上大致有五个大的超级族群集团，即炎黄族群、东夷族群、苗蛮族群、百越族群、戎狄族群。约公元前2070年，炎黄族群中的夏族形成，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在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组合，当时夏族的族群结构号称“万国”。到了商汤灭夏时，商族族群已号称“万邦”、“万方”了。后来，周族的族群则更为复杂，有“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之说。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民族边界逐渐被打破，由民族互动激起的民族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间的民族界限完全被打破了，这股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扩展到楚、越和蛮、夷、戎、狄之间，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的洪流。
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标志，是被称为“诸夏”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秦始皇统一天下，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阶段历时两千余年。
第二个阶段：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华夏一体，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仍然是多民族共存的态势。
国势强盛的汉朝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越和南越的过程中，与周边族群进行了空前频繁的交往，国名“汉”遂被用于称呼华夏族，汉族之称正式确立。这时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是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两汉之时，这种二元结构表现为汉族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东北的夫余、高句丽、乌桓，西北的羌及西域诸族，西南的西南夷，中南和东南的武陵蛮、俚、僚及乌浒蛮等少数民族共存。到了明朝，这种二元结构表现为汉族与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女真族、索伦部，西北的畏兀尔、回回，西南中南的西蕃、壮、瑶、苗、东番、土家、仲家、水、侗、仫佬、民家、百夷、么些、哈瓦、毛难、攸乐、畲、倮黑、俅人、巴苴、山头等少数民族共存。
在这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中，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民族互化，既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也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汉化趋势，在两汉到清朝前期（1864年前）的两千余年中不胜枚举。如东汉末年，匈奴入迁当时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八郡之地，即今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特别是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别安置在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之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魏晋之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汉语了，内迁的匈奴人最后都无例外地汉化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穿汉服、改鲜卑二三字复姓为汉字单姓氏、禁说鲜卑话而改说汉语等措施，使鲜卑人迅速地汉化了。
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即“夏变于夷者”的“夷化”，也同样不胜枚举。爨人就是一例。今云南汉代时主要居民是夷人，汉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云南移民。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夷人分别建立“汉户”和“夷户”进行管理。在长期的互动和磨合中，云南的汉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时期，出现了夷化的趋向。到两晋南北朝时，爨氏独霸南中，其统领的居民成为爨人，其中就有夷化了的汉族移民。宋代，东北地区女真族统治者强迫汉族移民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著名诗人陆游的词中曾写道“汉使作客胡作主”“庐儿尽能女真语”，反映了汉族移民讲女真话、被夷化的真实情形。
自宋元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夷化的汉族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自南宋末年到元朝灭亡，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与当地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融合，在明朝时形成为回族。此外，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壮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在形成过程中都有汉族成分融入。
虽然民族互化是双向的，但是历史是有选择的，在汉化与夷化的博弈中，由于人口、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所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汉化为主流。汉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人口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1.5亿，到清道光三十年（1850）已达4亿以上。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社科图书 人文历史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