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本书特色

★中国艺术史概论，对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建筑与工艺品的特征与发展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并专设陵墓、砖瓦、墓砖、碑碣等条目详细介绍。
★个案分析，以西安府文庙与碑林、蓟县独乐寺、大同大华严寺等地建筑为例，详细考证其历史渊源与建筑特色。
★游记信札，记录作者游览过程中的客观见闻与主观感受。全书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有完整的介绍与扎实的考证，同时也收录了大量精美而珍贵的图片，对于知识获取和艺术欣赏均弥足珍贵。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内容简介

在中日两国建筑史上，关野贞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建立的遗产调查、研究方法和保护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关野贞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学”创立者之一。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是一位先驱者，一生来华不下十余次。其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在1906～1935年之间，关野贞通过对中国建筑的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建筑与遗产观。在这个过程中，关野贞拍摄了大量照片，全面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这些对中国建筑及文物的记录包括陵墓碑碣、石窟造像……内容详细全面，次序条理清晰，兼具整体性与前瞻性，反映了关野贞在遗产记录上的专业素养。
关野贞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一书。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这些照片及文字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前言

关野贞（1867—1935）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而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关野与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1]此次考察后，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浏览，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曾经踏访过，[2]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或妥善保护，然而，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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