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 本书特色

★大量详实的手绘中国古代建筑，图像细致、精美，内容丰富；
★20世纪初的中国游记，地名精确到市。读者可以以此参照，了解自己所在的区域、家乡，任何想知道的地方曾经是什么样。

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 内容简介

中国纪行》中的500余副手绘图涵盖了地图、建筑临摹、风景草绘、实物素描……这些图均出自于作者伊东忠太在晚清时期对中国的游历过程，图像细致入微，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多数建筑已经损毁于战乱及自然灾难之中，书中所引用的多数文献内容也已经难以再现。这本书能够保存至今，是难得的中国建筑文物的记录。

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 前言

序
伊东忠太（1867—1954）是*早来华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其一生涉华调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五卷本）、《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大量著作。他不仅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东亚建筑研究的先驱，甚至有“工学泰斗”“建筑巨人”之称。其于1925年撰述的《中国建筑史》，是日本**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在学界影响深远。这一著述的问世受惠于多次来华实地调查，是其二十余年来对中国建筑考察与研究的结晶。此前，他已先后六次来华开展建筑考古活动。
**次是在1901年7—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伊东忠太受官方派遣，偕同摄影家小川一真等来到北京，参观史迹，并重点对紫禁城及其建筑进行了详细考察、测绘和拍摄，事后出版了大型图录《清国北京皇城》以及附有大量实测图的《清国北京紫禁城殿门之建筑》等。伊东也因此而成为**个对皇城进行全面实测调查的外国人，其所得调查资料也是*早关于紫禁城建筑的公开文献。直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en）才获准进入紫禁城考察，并留下测量和拍摄记录。
第二次是1902年3月开始的长达3年的海外游学时期。其中有一年多时间在中国境内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十余省市。这次长时间大范围的调查，收获颇丰，仅事后发表的相关论文或考察报告等就多达十余篇。其考察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各地建筑，而且还有云冈、龙门、千佛崖等大型石窟以及五台山、峨眉山等佛教圣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发现”，可谓此次考察的*大收获。他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寻访，找到了这一湮没已久的艺术宝库，并公之于众，轰动一时。[1]随后，有众多日本学者来此考察，并留下大量考察文献，仅近代日本人的云冈石窟调查一项，其分量就足够一本书来记述了。[2]
第三次是1905年对东北地区的调查。日俄战争硝烟未泯，伊东等人即奔赴旅顺、奉天等地，对寺庙、古迹，尤其是宫殿建筑等进行考察。事后发表《满洲的佛塔》（1907）、《满洲的佛寺建筑》（1909）等论文或报告。
第四次是1907年对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的调查。有《南清地方探险记》（1908）、《南海普陀山》（1908）等报告。
第五次于1909年末至1910年初对以广东为主的中国*南端省区的考察。发表《广东之建筑物》(1910)、《广东之回教建筑》（1910）、《北、中、南清建筑之特征》（1910）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建筑总论》（1—6）[3]。
第六次是1920年山东省调查。东自青岛，西至泰安、曲阜，对齐鲁大地之遗物、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多有所获。此次考察详见于其《山东参观旅行记》（1920）。
通过以上六次调查，伊东忠太几乎踏遍中国主要省区，基本掌握了各地古建筑实况，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有关中国建筑与遗物的论文或报告四五十篇，还与人合编了《中国建筑》图集[4]。当然，这些实地考察及其成果为其撰写《中国建筑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仍谦虚地认为，“其实中国广大无边，予既往之探查，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而已。”[5]因此，他认为中国建筑史之大成，需建立在全面彻底的考察中国所存文献与遗迹之基础上。其后又多次来华考察，并出版了五卷本《中国建筑装饰》[6]。可以说，这是其中国建筑艺术研究之辉煌成果，也是对前述《中国建筑史》之补充。
在实地调查的同时，伊东忠太还与营造学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机构及成员多有交往。营造学社成立后不久，伊东即前往拜访朱启钤先生，“晤谈竟日，颇恨相见之晚”。还应学社之邀，做了“中国建筑之研究”的讲演。[7]其在讲演中指出：“在古来尊重文献、精通文献之中国学者诸氏，调查文献绝非难事。对于遗物，如科学的之调查，为之实测制图，作秩序的之整理诸端，日本方面虽亦未为熟练，敢效犬马之劳也。但*为杞忧不能自已者，文献及遗物之保存问题也。文献易为散佚，遗物易于湮没。鄙人于中国各地之古建筑，每痛惜其委弃残毁；而偶有从事修理者，往往粗率陋劣，致失古人原意。……在理想上言之：文献遗物之完全保存，乃国家事业。一面以法律之力，加以维护；一面支出相当巨额之国帑，从事整理。然在中国现今之国情，似难望此。然则舍盼望朝野有志之团体，于此极端尽瘁，外此殆无他途。”[8]因此，他将保存中国古建筑文献与遗物之理想，寄托于以朱启钤为首的营造学社同仁。其在讲演*后所言，尤震人耳目:“鄙人为中国建筑计，以为将来所取之针路，不在模仿外国，必须开拓自家独创之新建筑。独创之新建筑，如何可以出现？曰：以五千年来中国之国土与国民为背景而发达之样式为经，以应用日新月异之科学、材料构造设备等为纬；必于其间求得清新之建筑。此为目的，即中国古建筑之研究，亦为当急之务，不辩自明。温故知新，虽属老生常谈，实历久如新之格言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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