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本书特色

★中国艺术史概论，对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建筑与工艺品的特征与发展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并专设陵墓、砖瓦、墓砖、碑碣等条目详细介绍。
★个案分析，以西安府文庙与碑林、蓟县独乐寺、大同大华严寺等地建筑为例，详细考证其历史渊源与建筑特色。
★游记信札，记录作者游览过程中的客观见闻与主观感受。全书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有完整的介绍与扎实的考证，同时也收录了大量精美而珍贵的图片，对于知识获取和艺术欣赏均弥足珍贵。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内容简介

在中日两国建筑史上，关野贞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建立的遗产调查、研究方法和保护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关野贞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学”创立者之一。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是一位先驱者，一生来华不下十余次。其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在1906～1935年之间，关野贞通过对中国建筑的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建筑与遗产观。在这个过程中，关野贞拍摄了大量照片，全面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这些对中国建筑及文物的记录包括陵墓碑碣、石窟造像……内容详细全面，次序条理清晰，兼具整体性与前瞻性，反映了关野贞在遗产记录上的专业素养。
关野贞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一书。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这些照片及文字在见证关野贞中国建筑研究生涯的同时，也参与了近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前言

关野贞（1867—1935）是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而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关野与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的课题。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1]此次考察后，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又接着攀登浏览，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曾经踏访过，[2]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或妥善保护，然而，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调查机构的设立，[3]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或保存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册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4]这是日本人*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5]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
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遗憾的是，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不幸病逝，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
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者，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目录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节选

中国艺术史概论
一. 秦汉时代
于兹所谓秦汉时代， 盖指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统天下，经前、后汉而三国时代末期，至西晋武帝建国（265）此一时期。该时代艺术于祖述周代传统样式之同时与西域交流，或多或少接受该文化影响，体现出雄浑壮丽之技艺与精神。
秦始皇以豪迈气概一统海内，设置郡县，并举中央集权之力，大力营造咸阳宫，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实施大规模都市计划。更有甚者建阿旁宫于渭水之南，收天下兵器铸钟鐻、金人各十二立于宫前，又使天下劳役七十二万众筑寿陵于骊山之麓，命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北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等等，其计划宏大实旷古今，由此可想见当时建筑之发达。
然秦以二世而亡， 汉高祖代之（前206），建国后奠都长安，大兴未央、长乐二宫。至武帝时更造建章宫，开大液池，修上林苑，凿昆明湖，起井干楼、神明台，立承露盘等，凌驾于宫阙中前二宫之壮丽，汉代艺术于此达至*高潮。
武帝驱逐匈奴，经略西域，越葱岭，通大月氏、安息，讨大宛而降之，东西交通于此大开，西方文化由此输入予周秦以降传统艺术以相当影响。
前汉末有王莽乱，光武帝复兴汉室（25），迁都洛阳，营造宫阙。其后明帝时班超大力经略西域，与大秦（东罗马）、安息、大月氏等交通大开，佛教始经月氏国（犍陀罗）传入中国，此后佛教艺术与佛教一道渐次浸润中华。尤其后汉末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竞相仿之，西域风俗、服饰、乐器由此大举入汉。
汉亡，魏、蜀、吴三国鼎立，其文化承续后汉时代，尤见佛教次第繁盛，佛寺、佛塔动辄修造，输佛教于中国之月氏国、于阗地区文化于当时有相当影响。
秦汉时代一如上述，咸阳、长安、洛阳均有规模宏大之宫阙，极尽美轮美奂，超出想象。此于文献虽为自明之事，然于遗物全部消失之今日，其具体已不可详。闻秦皇汉武共求神仙之道，汉武尤喜神仙楼居，起高耸宫阙，如井干楼，堆材积木，成“井干建筑”，高达五十丈；如神明台，上有承露盘，铜仙人，舒掌捧盘，盘盛玉杯，承云表之露，求长生不老，高亦有五十丈，故可想象当时高层建筑如何发达。其他宫阙之上则置铜凤，以金碧彩绘装饰内外；上林苑设离宫七十所，内养百兽；昆明池中，作长三丈石鲸。凡此种种，皆显示宫殿苑囿营建发达异常。
陵墓制度亦大成于秦汉时代，永为后世楷模。其中尤以秦始皇陵规模*大，殉葬品之丰富冠绝古今。前汉武帝坟陇亦大，瘗藏之盛，不容他人追随。后汉之后厚葬之风益盛，一般臣民墓前亦置石室、石阙、石碑、石人、石兽、石床等，其表饰愈加富丽堂皇。宫殿庙祀建筑以木材为主，于今悉数消失，而石造建筑规模虽小，却往往遗存至今。此为立于庙前墓前石室、石阙之属。石室中以孝堂山石室保存*为完整，而武氏祠石室（山东嘉祥）、两城山石室（山东济宁）咸已解体，然雕刻画像之石壁犹多保存。
石阙立于庙前抑或墓前。其遗存中重要者如太室、少室与启母庙三石阙（均在河南登封）当属前者，武氏祠石阙、冯焕石阙（四川渠县）、平阳石阙（四川绵阳）、高颐石阙（四川雅安）等属后者。其表面咸刻有诸多画像，以为装饰。
绘画于秦汉时代似显进步异常，然其遗物全然不见。惟有凭依施于庙、墓石阙、石室之画像雕刻可见一斑。据文献，前汉武帝使人画十一功臣像于麒麟阁，后汉明帝使人画二十八将像于洛阳南宫云台。其它宫阙内壁则有三皇、五帝、忠臣、孝子或神灵怪异之像，绘画之发达超出想象。
雕刻分圆雕、阳刻、阴刻。立于庙、墓前石人、石兽往往遗存至今，作于石阙、石室壁面之画像雕刻遗存亦较丰富。石人有嵩岳庙石人（河南登封）、矍相圃石人（山东曲阜），石兽有置于武氏祠与高颐墓前之石狮，画像石有施于前述孝堂山、武氏祠、两城山石室之石刻件，太室、少室、启母庙、武氏祠、冯焕墓、高颐墓等石阙四面亦镌刻有画像，显示当时雕刻艺术之一端，然除石狮外皆失于简朴古拙。而且此石狮还保有后世不可企及之绝技，由此不难想象当时雕刻艺术发达异常。
工艺品，如文献记载其进步亦超出预想，又据遗物此情状愈见清晰。其遗物种类，于地面者不过碑碣之属而已，而葬于墓中被发现者数量极多，计有金属器、玉器、陶器、漆器、瓦砖、染织、刺绣等。
碑碣始于后汉时代，其形制有圭首、圆首两类。圆首头部刻有所谓“晕”物，“晕”端刻龙，为后世螭首之滥觞。亦有上下两侧刻四神图者。通称“穿”之圆孔由碑胸穿过，下方有长方形石台，即方趺。
金属器承继周代，其种类、意趣、手法别开几多生面。金属器有容器、利器、服饰、车具、马具、镜鉴等，于此无遑一一细说。其质地有铜有铁，动辄错金嵌银，或与宝石镶嵌。其表面又阳刻、阴刻诸种图案作为装饰。意趣流动雄健，技巧乃后世不可企及。
玉器上接周代，数量繁多。玉之产地著名者如河南蓝田、新疆昆仑，即和阗地区。玉器种类除圭、璧、琮、璋、琥、璜、珑、玦外尚有印章、带钩、玉豚与饰剑所用之璏、珌、琫，以及壅塞死者七窍之眼玉、琀、瑱、鼻塞等。此外还有诸种佩玉类别。其色泽之温润，技巧之洗练，可想见当时异常发达之态貌。
陶器有本色与施以绿釉或黄釉者。其种类以甕、壶、甑、杯、盘、案、匙等日常用具*多。作为殉葬品又有陶制阁楼、井栏、圂圊、以及人物、狗、猪、鹅、鸡等。此类陶器往往或描或刻雄劲图案。
文献记载漆器在汉代有异常发展。又据近年来于朝鲜发掘之诸多乐浪郡时代漆器，亦可作为明证。无庸置疑，中国当时古墓中藏有众多精美漆器，然其木材部分早已腐朽，采集困难，故盗墓者仅取走其附属五金件。此类重要遗物于过去几无出土。
屋顶葺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愈见发达。然其瓦当仅止于巴瓦，唐草瓦尚未出现。巴瓦图案以使用文字与蕨类纹样*为常见，但往往亦烧制成日象、月象及双兽、猿、鹿、鸿等动物图案，呈雄浑健雅气象。
砖亦始于周代，于秦汉时制作技巧大为进步。砖可分为中空砖（俗称旷砖）与普通砖两种。中空砖大体用于构筑墓阙、祠堂、墓椁等，其表面用模具制成人物、动植物、建筑物或几何等图案，极为精巧。普通砖比今人使用者稍大，
分为方砖与长方砖，皆用于构筑墙壁与陵墓之玄室等。其表面有文字，亦有几何、人物、动植物、钱币等阳刻图案，以便于装饰墙面。其文字与图案有浑朴高雅、引人入胜者。
至于染织刺绣，秦汉时绫罗锦绣至为发达早已见诸文献，而其遗物过去全无发现。然而近年来于朝鲜乐浪郡古坟中动辄出现绢、麻布、绫、罗等物，尤为俄国学者于蒙古库伦以北约112 公里、诺彦乌拉山北腹古坟中发现之大量绫罗、锦绣、毛毡等物，其色彩亦较鲜丽，据此可窥见汉代染织与刺绣技术已达惊人之程度。
二. 六朝时代的艺术
中国六朝原指定都建康即今南京之吴、东晋、宋、齐、梁、陈，但从艺术样式论，可视魏、吴、蜀三国鼎立时代为后汉时代之延续，故以两晋、宋、齐、梁、陈、隋为六朝时代。现以此见解概述六朝时代艺术。
统一三国后之西晋定都洛阳，不久五胡十六国乱又起，晋室迁都建康，斯为东晋。北方匈奴、羯、鲜卑、鼎、羌之异族先后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盛衰轮替，终有南北两朝。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先有北魏，后分东西魏，北齐、北周相继，终由隋文帝统一南北。此六朝时代大体可分为两晋时代与南北朝、隋代二期。

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 作者简介

关野贞（1868年1月9日－1935年7月29日），日本的建筑史家、东大教授。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存而为人所知。1910年为东大教授。其间，进行平城宫址的研究，之后被授予工学博士。平城宫址在1922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1910年始，屡次进行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古建筑调查，并致力于保护。1920—1928年，和家常盘大定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中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注意到了古建筑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