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 本书特色

本书以宋徽宗朝为考察基点，在两宋士大夫政治、国家礼乐制度、帝王文艺政策、朝野文学空间、令曲与慢词，士大夫词人与专业词人等研究视角下探索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梳理词体雅化的多维脉络以及重要词人的雅化贡献。尝试在传统词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宋代政治史、诗文、书画等领域的研究范式与成果，将词体文学放归到两宋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予以讨论，为两宋词史、词体雅化等词学命题带来新的阐释框架与相关结论，并以此对柳永、苏轼、周邦彦等经典词人词作予以考索与细读，期求有助于词学研究的深入。

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 目录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二辑序

王水照

2013年，我们推出了“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辑，这套“书系”承袭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而来，可谓“六人集”的国内版。其中选入六部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作者都是我的学生。“书系”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12月，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书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同行，就这套书做了一次集中评议，讨论评述了“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相关问题，评议成果陆续在各类期刊发表。同时，在这次座谈会参与人员的基础上，这批中青年学者又联络同道，互相砥砺，相约成立了宋代文学同人读书会，编辑《宋代文学评论》专刊。“书系”的积极效应显现，影响力也明显扩大，获得了第十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其中两部著作又获得了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这些都说明，我在**辑序言中许下的“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的愿望，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要真正“形成一个品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坚持标准，持续发力，才可能得到大家广泛认可。我们秉持“文化—文学”的学术思路，在强调文学本位的同时，注重交叉型课题的研究，以拓宽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期能在得出具体论断之外，也为学界提供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的启示。职是之故，我们又精心遴选，推出了第二辑。本辑在学术理念上，与**辑一脉相承。比如本辑陈元锋《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一书，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的姊妹篇，两书研究角度都聚焦于“制度与文学”这一交叉型课题。书中全面讨论了北宋翰林学士的政治文化职能，以及他们主持文坛所形成的文学图景，突出了翰林学士在文学集团中的领袖作用，拓展了我们对北宋文学的认识。他提到交叉型课题要避免使文学沦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附庸，这是我在**辑序言中也着重强调过的。又如朱刚的《苏轼苏辙研究》，是作者长期钻研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果，与**辑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形成互补，加深了我们对苏氏兄弟文学、文献和行迹的认识，丰富了北宋士大夫文学的面相。再如侯体健的《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标题拈出“士人身份”一词，这在**辑《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中，就已是全书的关键词之一；而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也主要从不同的诗人身份入手，架构全文。这都充分显示出本辑和**辑内在的延续性。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辑较**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时段后移，南宋文学逐渐被大家所重视。**辑的研究重心在北宋，除了侯体健一书是论南宋刘克庄，其他几部都是讨论北宋的文学现象，像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两部还是从中唐谈起的。本辑论题在时段上则以南宋为主，侯体健《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王汝娟《南宋“五山文学”研究》书名都明确标示出南宋，赵惠俊《朝野与雅俗： 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也有半部涉及南宋。侯体健在引言中还提出了“作为独立研究单元的南宋文学”的理念，更是显示出作者对南宋文学的特别关注。十多年前，我曾指出宋代文学研究存在“三重三轻”（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的偏颇。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些偏颇现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宋代文学研究格局日益合理。我认为南宋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 文学重心在空间上的南移，作家层级下移，文体文风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密度的加大等，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我们应该在文学领域积极推动“重新认识南宋”这一课题的深入。侯体健、戴路、王汝娟的著作，可以说是对这个课题的初步探索与回应。
二是论题的综合性趋强，所涉文体论域更广。宋代是我国文学样式、文人身份、文体种类*为丰富的历史时期之一，要全面展现这个时代的文学图景，就必须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地观照。**辑主要集中于以欧、苏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即使是刘克庄这样的文人，也多具士大夫色彩；文体上则偏重诗歌，如李贵论典范选择、金甫暻论苏轼“和陶”、成玮论宋初诗坛都是讨论宋诗之作。第二辑论题就明显广泛一些： 从身份来看，除了依然关注翰林学士、苏轼兄弟之外，江湖诗人、地方文人、禅僧诗人被着重提出来讨论，在好几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文体来看，诗文虽然仍是重点，但又添入赵惠俊关于词体雅化一书，可谓弥补了**辑宋词缺席的遗憾，而且讨论宋代骈文的篇幅明显增加，侯体健、王汝娟的著作都有专章专节研讨“宋四六”；从研究模式来看，个案研究明显减少，时段研究、专题研究增多，出现了“翰林学士与文学”“理宗诗坛”“五山文学”“词的雅化”等具有学术个性的专题，等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突破个案局限，走向更具挑战性的综合研究，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这自然也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和资料搜集解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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