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界，汉语已成为有力的工具。
　　不懂中国官员们
随着在华业务的迅速扩大，企业中的中国本土人才非常稀缺。不仅是人才的缺少，在生产一线，中国的**手信息也是绝对不够的。
前段时间召开了在华业务的职员和部长的开放式会议，会议邀请了10家公司，*终只有7家出席。中国部长有多位不在日本了，即使临时找一个负责中国业务的职员或部长，他们能待在日本的时间也不会很长。7名参加者中会汉语的有2至3人。当前的“中国通”都已在中国开展了业务。
企业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录用、培养、配置人才。但是，如果是一个遥远的没有业务的市场上的职位，还是不被人们理解。
笔者所在的组织——日本经团联事务局会汉语的工作人员非常少。甚至自1946年旧经团联成立以来至今，去中国留过学的人除了笔者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中国时代”的到来已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年轻职员所期望的留学地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圈。
在政府机关这种状况就更严重了。除了外务省，其他的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2006年5月末能源厅公开发表了《新国家能源战略》。日本经团联也向综合能源调查会派去了几名委员，带回了即将公开发表的报告案，写着经济产业省准备以《亚洲•节能•项目》为题，在节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其重点合作对象是成长显著的印度和中国。但是，图1所引用的中国节能数据资料竟是1992年的。实际上中国的节能法规是l997年制定的，实施是在第二年。于是我即刻与资源能源厅的综合政策课通了电话。
笔者说：“我正在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主页，《中国节能法》的制定是在1997年11月，实施是在1998年1月。”报告书有误，这位负责人的面部表情可能已经失色了，他说：“报告计划今天公布，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我说：“既然是公开发表，更应该保证内容的正确。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报告书中介绍的法律，我告诉你地址。”透过对方的语气，我不禁想，政策课该不会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过中国政府的网站吧？不，经济产业省中到底有多少人看过中国的节能法呢？在技术合作课的项目中，关于中国节能法数据资料的修改还是由笔者告诉课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吧……
如果连对方国家的法律都不了解，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合作政策吗？
之后有一个机会与能源厅的节能•新能源部长一起演讲。我一看资料，有问题的地方已经悄悄改过来了。所谓“悄悄”，是说关于资料问题的修正部长上司全然不知。当然，感谢之辞也没听到。透过这件事，大概可以反映出日本政府效率的情况了吧。
　　中国的政策变化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都会召开一个晚间学习会。这个被称为“三水会”的学习会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都聚集了一批很优秀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宣传部门的干部。
这是发生在2006年11月的三水会上的一件事。笔者带来了刚刚公开发表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有关利用外资的全文。因为这是划时代意义的文件。
自从2006年3月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以来，其他各领域的政策也相继公开发表。10月制定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该纲要提出了以巨额贸易盈利为背景的“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综合目标。紧接着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开发表了外资利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该规划指出要推进外资利用从“量”向“质”的根本性转变，将外资利用的重点由填补资金和外汇的不足转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的引入，重视环保以及资源与能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并且将利用外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联系起来。规划明确了中国产业政策中对外资的定位，同时指明了强化中国产业及企业竞争力的方针。笔者所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切实地将环保以及能源的节约纳入了这些政策中。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对外资利用的选择条件。从改革开放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如果不是“善待环境的企业”，便会受到限制。
我心想“这太了不起了”，并正想跟大家报告的时候，一位来自中国关系团体的干部，也是世界级老前辈也拿出了同样的资料。原来我们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意识。那天的会议结束后，两人所属的组织便迅速合作，翻译并制作了《致力于中国业务的企业面临的剧烈变化》一文，然后发给各企业。
我也考虑如何利用日本经团联这一平台使大家都了解来自中国新的信息。通过调查，了解到12月的董事会中有日、中、韩三国举行的会议报告。通过与做报告的企业干部商谈，我了解到中国的外资利用政策已发生了较大转变。有200多人出席并倾听了该报告，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反应，甚至连一个询问的电话都没有。
　　环境产业结构政策
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将近30年过去了。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中国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从这一点来讲，如今的中国政策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范围了，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容已经变化了。
*初的改革开放是从*容易的事情着手的，从容易推进的领域开展改革、开放，不断展示其业绩和成果，然后进入下一个领域或问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战略是正确的，之后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也都只能采取这种方法。但问题是，从*容易着手的领域开始推进的结果是困难的问题和课题被推迟了。
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化政策是一个越推进越困难的问题。不是将外国的规则照搬过来就能用的。每个国家的规则都是不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规则也在不断变化，潜在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信息化的发展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使得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重视“以人为本”，重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中国的政策就这样在一步一步地变化。改革开放是指明方向的关键词，但是它与促进国内产业和企业教育的政策相背离的现象也开始显示起来。以出口产品赚取外汇的高科技投资在任何国家都受欢迎，但是如果在生产、流通或消费的任何环节只要稍微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还是不能受到中国的欢迎。选择在哪个国家和哪个城市投资的决定权在于企业，但是另一方面，在迅速成熟的、不再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它的国家、城市也在选择企业。中国便进入了选择的时代。
中国正在制定政策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转型。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竞争力的增强，需不断构筑善待环境的经济社会。这就是中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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