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上述两项内容所导致的第三种情况便是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必然包含的不可协调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以人的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取代人的个体价值的结果，会导至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严重分离。这种价值观一方面呼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合理的进步思想，阿时却又承认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维护封建特权；一方面要求“堂堂正正的做人”，要求勤恳、牺牲、奉献、创造；同时却又要求忠君、孝亲、克己、去欲等，传统的价值观这种内在矛盾性，实质上即是其虚伪的一面。也反映了儒家在价值问题上的理想主义人格。特别是宋明以后，儒家总是教人学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孔子曲肱而枕，乐在其中的生活①，以及颜回一箪食、一瓢欲，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②在儒家看来，虽然穷困，但能随时保持和体验内心的安适与快乐，这便是*高的人生价值。几千年来这一直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高境界。实际上，这种理想境界一落实到现实的层面上，便很快失去它的魅力，因为对痛苦深重，生活动荡的人来说，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儒家这种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主观上乃是基于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企图，但在客观上，它往往扼杀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创造进取。这种价值观，不但使其他价值的发展受到抑制。由于它不断推行的结果，这种主宰价值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僵滞和教条，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人们自由发展的工具。
第二节 自然价值观
中国文化对天地自然有一套大异于西方的独特看法，认为天生万物都是为了人，即。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这是一种自然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因此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寄以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不论儒家、道家或墨家，也不论哲学、文学或艺术，大都表现出对自然的这种了解和认识，即把自然看作是大化流行的有机整体，可以与人发生感应或共鸣的有情宇宙，此即后来所谓的“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且也影响到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现的一个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们追求着几乎相同的价值与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有多种看法，这种看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殷周之际天神、地祗、人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时人们对“天”的了解，具有人格神的含义。它具有超自然的价值，即所谓“人格神的天”或“主宰之天”。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使“天”的含义发生了一些转变。周人有鉴于夏、殷的灭亡，认为天命不会一劳永逸地保护哪一个朝代永久的存在，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因为“天亦哀于四方之民”，这样就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来，使“天”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含义。经过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到孔子时，“天”所具有的人格神的含义逐渐淡化，但在孔子的思想中，仍对天怀有敬畏之情。在他有名的“君子有三畏”的思想中，把“畏天命”放在**位。从他对“天”与命运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承认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在他的思想里仍承继了以往神秘意义的天，但却给以一些新的转化。孔子把“天”的人格含义改造成只具有必然性之命运的含义，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称为“命运之天”。孔子对命运之天并不抱认知的态度，他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的“知”，完全是经由道德实践而对天产生的一种了悟，其中既包含有宗教感情，又包含有人德（人的道德）与天则（自然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合一。
　 孟子继承孔子“天人合德”的思想，把孔子的道德经验化为概念系统。在孟子看来，“天”仍然是*高权威，但它却很少具有神性或主宰命运的性格。在《孟子》一书中，“天”被直接赋以了道德的内容。孟子对“天”的了解和认识，反映了战国时代企图完全摆脱神的主宰和开展道德理性的人文思潮的崛起。因此在天人关系上，孟子思想的*大特点，是以人来界定天。他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所谓“尽心”，即尽力扩充人心所具有的善端，这样就可以了解人性本善的道理，所以称“尽心知性”。了解了人性本善的道理，便可直接与天相通。在孟子看来，“性”乃“天之所与我者”，因此“性”与“天”实为同质。通过人心的作用来表现与天同质的“性”，故“知其性则知天矣”。可见，孟子的“知天”之“知”，并非认知之“知”，而是对天德的一种体认或彻悟。因此，对孟子来说，“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①至此，孟子把“主宰天”、“命运天”以及传统的“人格之天”统统化解于他的道德体系之中，正式赋于天（自然）以道德价值或将自然道德化，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又称之为“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
老子和庄子从另外的方向上对“天”做了解释。尤其是庄子，他顺着老子自然主义的路线，把天理解为没有目的，没有意志的自然之天。在老庄的体系中；所谓“自然之天”，既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又包括自然现象及事物客观存在的、不受外力制约的、天然的本性或状态。道家正是为了反对儒家把天赋于仁爱的道德意义，所以才提出“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亲”以及庄子“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②、“天道之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③等思想，力图区别天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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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 作者简介

王超逸，著名企业文化专家、管理学家、国联鼎盛（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于2∞1年率先提出了“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构筑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等一系列原创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新观点、新视角。被誉为“中国‘软实力’和‘企业文化安全’研究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学习考察东亚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探讨东方式企业文化建设模式，致力于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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