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张之洞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三年（1837年），去世于清王朝终结的后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两年（1909年）；从他外放山西成为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1881年），到回京人主军机处（1907年），他个人仕途的*后20年，正是晚清变局的*后20年。在这个变局中，他处理很多问题的做法，似乎和朝廷的旨意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总能全身而退，不沾尘埃，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怪罪、责罚，反而官越做越大、越做越稳。
“其中原因，除了他对于官场的规则、潜规则很有心得，另外，他虽然有权术，但是玩得比袁世凯要高明。”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分析说。
　　举个例子，袁和张都编练新军，当时全国*强的军队就两支，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一支是张的湖北新军。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差别就很大。袁世凯把军队看成命根子，后来玩起了军人政治。　　
　　而张之洞在1907年从湖北调到北京，进了军机处，军队一兵一卒都没带，全留在湖北了，而且不再插手。
“这说明张编练新军不是培养个人的势力。和袁世凯的出发点、对军队的认识、对武装力量作用的理解，有很大区别。他还是想做事的。”
张之洞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期间，任用冯子材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在湖北任湖广总督的近20年间，兴办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军事、近代教育。当时湖北武汉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总量的12％，仅次于上海，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曾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则称张是“中国**能办事之人”。
“因为会做事，给他做官加了分。”张鸣总结说，“他一生都在做官和做事之间找平衡，做官是他的体，做事则是他的用。”
　　思想：中体西用
然而再七窍玲珑的人，做官和做事都难免会发生冲突。对于张之洞来说，*千钧一发的一次冲突就是戊戌变法。
一开始，张之洞是赞成变法的。梁启超一介举人，张作为湖广总督居然要开大门放礼炮迎接；康有为更是在张家长住，两人隔天就见面，彻夜长谈。这是张之洞和维新派的蜜月期。
“他们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关系。张之洞办洋务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有相合之处，比如办实业、办教育。”何晓明说，“张想利用维新派为自己办洋务获得舆论支持，维新派则想通过张为变法获得权贵的一些保护。”
但是，和张之洞相比，维新派还是太天真。“百日维新的纲领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吗？没有。”张鸣说，“他们就是口号喊得厉害，什么民权、议会、男女平权，还要改造经学，什么都来了，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而且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打算当时就实现，为什么要一下子都喊出来呢？”
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用一个现在还完全用不着的改革方案，让当权者对于自己的权力前景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这是维新派天真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变法还是不变法，而在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之争，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怎能获得改革成功？
张之洞是帝后两党都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在政变期间，他迅速站到西太后一边，并且参与追杀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他性格中的圆滑被磨砺出刀锋，做事的“用”让位于做官的“体”，他不惜以革命者的血来洗刷自己的名节——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正是他的学生。他等于耍了一个滑头，见势不妙，马上见风使舵，两面三刀。
　　和康梁的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相比，张之洞这个“不倒翁”又一次涉险过关，原因就在他那个著名的《劝学篇》。《清史稿》上说：“政变作，之洞先作《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就在政变前夕，1898年，他写了《劝学篇》，提出“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同时得到光绪和慈禧的赞赏，被朝廷当作官方文件在全国印发。“其实，中体西用的主张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提法让西太后听了受用，也为自己留足了后路和本钱。”张鸣说，“事实上，口号上落后一点，争取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也更容易成功。后来清政府的新政还是沿着这个路子在走。”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甲午战败之后，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流行语，而张之洞*乐道之。事实上，这个说法也并不是他发明的，早在1830年就有人提出来，到1890年的60年间，很多人说得比他多、比他透彻，但是影响就是没有他大。“因为他写《劝学篇》贯穿了这个思想，被官方认可。而且他在湖北办的洋务也把这些思想落实为很多行政举措。”何晓明说。作为一个有话语权的实力派，这个功劳就记在张之洞身上了。
说到对“中体西用”的评价，史家认为它虽然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逻辑，能够实现“开放”的主旨，但违背思想逻辑，割裂了体和用，当年严复就讥之为“牛体马用”。它是现实的不合理，合理的不现实，很是有一些荒诞色彩。
*关键的是，到底何谓体，何谓用？“如果按照有些主张，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说是用，那么什么才是体？道德人心吗？那就更玄了。”张鸣说，“所以这个说法里面，体和用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有弹性的。正因为这个弹性，在之后很长的历史中，它被各种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阐释和演绎，一再翻版，持续发展。这种弹性才是这句话的妙用，是中国式的智慧。”
当年张之洞为求自保，在帝后权力之争中保持平衡，弄出这么个四平八稳的东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可能料不到，自己为权宜而作的隐晦和模糊词汇会引起后世那么大的争议。
　　命运：种豆得瓜
1907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进京主持朝政的机会。这年7月．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已经等于入阁拜相的权力。
在晚清政局中，张之洞始终保持非常微妙的实力派的地位，他虽然得到重用，但是一直得不到彻底的信任。“这一次调入中枢也是这样，有架空的意思，削弱他在地方的势力。”张鸣说。
张之洞离开武汉之后，这个城市的发展迅速地衰落下来。“就经济发展而言，惯性的东西还在。湖北工商业的发展在张之洞走了之后没有立刻就停滞。不过就治理一个地区的兴旺局面来说，张之洞一走，湖北武汉这个局面肯定是停顿下来了。”何晓明分析说，“一个是他的继任者端方在能力、意愿各个方面，不具备继承张之洞实业的条件；一个是当时已是辛亥前夕，全国的政局，包括武汉的局势、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活动等等，这些局面端方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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