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放缓声誉建立的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正式合约实施制度改进对已有贸易关系的影响很小，短期的影响是正的，但是未来的影响是否为正取决于该经济体是否已具有*低水平的合约实施机制。否则，经济可能面临所渭的“制度陷阱”，只有当未来的合约实施更加严厉，才能克服这种陷阱。而入对已存在合作关系的贸易净流量影响取决于初始的合约实施，初始的合约实施力度越大，那么越是从紧的合约越会增加未来的贸易。这意味着存在合约实施的“报酬递增”：当期的水平越高，那么制度改善对贸易流的影响就越大。Araujo和Ornelas（2005）的模型预测是与Johnson等（2002）一致的：长期中，声誉已经很巩固，所以正式合约实施机制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在短期情况中，由于不能确定分销商的类型，所以短期内更加严厉的合约实施会有正的影响。
另外，Den Butter和Mosch（2003）对信任和贸易的关系作了经验研究，认为两种信任都能够降低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而促进贸易。他们的经验研究表明，信任程度越高，那么贸易量就越大，所以“贸易消失”现象可以归结由于文化差异、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充分所造成的信任缺乏。他们用重力方程对25个国家作了估计，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信任都能解释双边的贸易量。柯武刚、史漫飞（2000）也强调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现实的国际交易处于一种复杂的自发秩序之中……甚至经常没有成文契约，而仅仅依靠一个特殊专业圈子内非正式制度的信任和不依赖任何政府支持的强制执行制度”，从而试图解释为什么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存在额外交易成本情况下，还会出现国际贸易以相当于世界生产增速的两倍持续增长。
在转轨国家，制度的变迁会带来严重的合约实施问题，那么这些国家又是如何保证在制度变迁过程巾*大限度地保证贸易合约得到实施呢？Schuler（2002）验证了在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特别是合约实施的重要性，他拓展了Blanchard和Kremer（1997）生产和供给关系的模型，并把它放到一个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社会主义转轨过程中，复杂产品遭受套牢问题，资源转移到那些能够自我实施协议的生产中。计量检验发现，这种重新配置反映在国际贸易变化的商品构成上，统计支持了Kremer的观点，即合约实施制度的缺乏可以解释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总产出的下降。另外，Marin和Schnitzer（2002）研究了罔际贸易中的合约实施问题和前共产主义国内企业交易的合约实施问题，和通常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互换贸易（counter trade）和易货贸易的出现并不是由外汇短缺、出口促进和市场扭曲、技术转移造成的。而把它看成是贸易信用的抵押，以弥补通常的不支付信用被动问题，乌克兰的数据很好地验证了他们的模型假设。
如果说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主要是一种自我实施机制，那么正式合约实施制度通常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实施，当然这两种机制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在人类经济发展史随市场交易规模的变化，交易所依赖的主要实施机制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同样适合于国际贸易。
1.3 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
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比同内贸易的市场交易成本更高，这种交易成本并不仅仅包括外生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还涉及制度差异造成的内生性签约成本，因此“即便是没有语言和交通的障碍，但是贸易量或一体化程度仍然比模型预测的要低得多”（Rodrik，2000）。随着贸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正式制度的供给成为可能，有关的正式制度和机构包括各种国际商业仲裁机构、信用证制度、国际民事法庭等。国际商业仲裁提供了争端的私人解决途径，而信用证使得交易方能够把商业信用风险转嫁给发证行，并允许买方在验货以后再付款。诺斯（1994：161）强调了正式制度的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标准度量衡以及计量单位、交易手段、公证员、领事、商事、法院以及通过外围王储来保护国外飞地以获取收益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以及这些组织、制度与手段，使得交易和从事长距离贸易成为可能。自愿的和半强制性的组织的组合，以及那些能有效地驱逐违约商人的组织使得长距离贸易得以发生。”Berkowitz，Moenlus和Pistor（2006）认为，正式制度（法院、征税机构和官僚机构）实施合约并保护产权，能为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恰当的保证，从而培育互惠贸易。他们还认为，“进出口商协商的合约包括信用证、互换贸易协议和预付款，它们在国际贸易中广泛而有效地得到应用，以抵消得不到付款的风险。然而，相似的合约不太有效率，并不被广泛用来抵消进口商风险，因此，进口商主要依靠正式制度，例如法院和仲裁机构来寻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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