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近现代国际贸易史，合约实施制度（正式和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与贸易量的大小或贸易繁荣程度关系重大（North，1990；Grief，1992，1993，1994）。另外国际贸易也和组织问题紧密地联系，因为越来越多的贸易是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而不是发生在市场交易中。本综述主要目的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与合约实施制度、组织和国际贸易相互关系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风险存在条件下，什么样的合约实施制度保证了国际贸易的开展，而这些制度（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缔约效率、贸易模式和流量。二是产权和合约实施制度如何影响跨国生产组织的边界和贸易模式（市场内企业之间还是企业内部的交易模式）。三是合约实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
　　1.2　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
在现代正式合同实施法律形成以前，人类社会就形成了各种非正式实施制度（集体惩罚、声誉、习俗）来对付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承诺得到履行，资源得到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交易利益得以实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对于ICEI对贸易的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Grief（1997）调查发现，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不仪仪在前现代社会，即便是在近代、现代，发达和不发达经济巾都有所反映，作为对“增进效益的机会的反映而自发出现，但它们是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进程的产物”。ICEI的基本的理论框架是采用了无限重复博弈分析工具，因为“当合约需要不断重复时，一种声誉机制就能在注重私利的个人之间形成了一个非正式合约实施的基础”（Grief，2003），因此它是一种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机制。声誉制度被看作交易者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练均衡，这意味着，在自己行动和他人行动可能的反馈机制的推理能力上，每个交易者都赋予一种理性一致的形式，这种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制度是如何出现的。这些制度的产生，可以克服信息问题，减少交易中的机会行为，从而方便远途贸易。
Greif（1992）研究了在商业革命（11-14世纪）时期制度的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商业革命所带来制度变迁才使得马格里布（Maghrib）和欧洲地区长距离贸易得以复兴，而不是技术进步或要素禀赋等条件导致新贸易获利出现所带来的结果。这实际上印证了North（1981，1990）一贯强调的观点。在商业革命时期，海外代理商的出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扩张和市场整合，那么当时是如何控制代理商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呢？Grief（1989，1993a，1994）对11世纪地中海地区穆斯林地区支配的马格里布贸易商的制度进行考察，发现支配马格里布贸易商之间的代理关系是基于多边声誉机制的非匿名代理制度——“联盟”（Coalition），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代理关系，并联合对欺骗了联盟成员的代理商进行集体惩罚。而热那亚人采用交流和实施的正式机制，依靠双边惩罚的个人组织。如Grief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组织的作用导致两个社会演化的显著差异。前者创造了一种协调装置，通过节约协商成本以提高效率，允许有弹性的水平型的代理关系，即马格里布商人只会雇佣马格里布商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并得到低的均衡诚实工资。相反，后者发展了基于垂直结构和正式实施制度的社会组织，尽管在短期中不太有效率（因为更高的诚实工资），但是能够在长期中获得效率，并能培育创新。而Milgrom等（1990）认为，12世纪至13世纪香巴尼博览会（Champagne Fairs）跨越时间合约的实施，主要是依靠“合法的贸易商制度”，其巾，法庭增补了一个多边声誉机制，法庭能通过控制具有适当激励作用的信息来激发一种多边声誉机制。这样，尽管没有可跨区域行使司法权的法律制度，但是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促进了跨区域的交易。
在近代和现代贸易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中依然是很常见的。尽管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在1830—1846年之间，没有正式的法律制度的运作，但是当地商人中出现了复杂的贸易结构。历史材料表明，在中间商贸易中代理人的诚实归因于私人秩序制度、联盟的运作（Clay，1997）。Rauch（2001）关于社会网络的综述中强调了国际贸易中商业和社会网络通过缓解合约实施问题和提供贸易机会信息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Rauch和Trindade（2002）也从网络的角度来阐述签约和实施成本，网络通过惩罚提供了另一类实施，从而替代了正式的合约实施。他们发现华人的网络对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差异产品影响更大。
对于国际贸易中信任、声誉机制的研究中，Araujo和Ornelas（2005）首次发展了两个国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研究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与声誉这种非正式合约实施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考虑的是生产者把产品卖给国外销售者的简单签约情况：假定国外销售者分成两类，一类是短视的（myopic），另一类是有耐性的（patient），前者所占的比重或概率是θ。有耐性的销售者一定是采取遵守合约的策略，而短视类型的销售者是否采取违约的策略，取决于他当期通过贿赂律师避免违约惩罚所获得的期望收益和不违约时的期望收益的比较，而不考虑未来收益贴现问题。国外市场合约实施的强度取决于销售商向律师行贿不成功的概率λ，λ越大说明合约实施力度就越大。只要当初始的θ大于某个值时，使得出口商的预期利润为正时，交易就会发生。当销售商履约时，由于出口商不能观察销售商的类型，他只能对销售商属于短视类型的比率作贝叶斯调整，如果前一次销售商没有违约，那么在做下一次贸易前，出口商会通过贝叶斯方法下调θ，当遵守合约的次数不断增加时，θ就会趋向于零。但是只要对方出现违约，出口商就会认为销售商的类型是短视的。只要销售者不违约，那么出口者就会越来越相信对方是有耐性的类型，或者说形成了销售者是有耐性的声誉。模型表明出口量的大小是随θ减小而增加，由于θ随贝叶斯调整而不断下降，所以出口规模将南小变大，这种交易量随时间的变化而增大的过程符合许多经验研究。
他们的研究认为，弱的国际合约实施阻碍了国际贸易，但是也有助于声誉的形成，这一间接机制缓解了弱的合约实施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因为声誉的建立需要时间，所以当合约较好实施时，国际贸易量和获得的声誉水平相关度低，说明声誉和充分合约实施是一种不完全的相互替代。更加严格的合约实施总是在短期中导致贸易伙伴之间更多的贸易，而它的长期影响依赖于它如何影响声誉的建立过程。在长期中，如果销售商足够有耐性的话，那么声誉机制只在伙伴关系层面上是完全相互替代的；但是声誉机制和合约实施机制在市场层面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没有合约实施，那么那些短视的销售商就没有遵守合约的动力。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经济 经济学理论 其他经济学理论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