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政策效应不确定性问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法：将捍卫本币的权利授予一个享有“强硬钉住汇率主义者”声誉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家，但Bensaid和Jeanne（1998）认为，这只是一个次优选择：假定私人部门并不知道货币当局的制度转换成本，在这种信息非对称背景下，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将以货币当局与投机者间的摩擦战形式爆发——投机者将以各种行为连续不断地发掘、窥探货币当局的真实制度转换成本，直至当局宣布放弃汇率钉住。这样一来，虽然坚定的货币当局对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基本面的容忍限度要比懦弱的货币当局高，但它依然难以避免*终放弃钉住汇率制的命运，因为投机者会不断发动投机攻击，试探当局的容忍极限。结果，央行决策者无论强硬抑或懦弱，由于无法消除投机者发动连续不断投机攻击行为的动机根源，因而难以根除投机行为（从而货币危机）的自我实现特性。不仅如此，独立央行的出现意味着增加了捍卫钉住汇率制的政策环节，因而可能带来不便和非效率。
二是引入多国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情景。Buiter，Corsetti和Pesenti（1998）认为，参与到固定汇率系统中的有关各国已通过贸易外部性连为一体了，因此纯粹的双边模型已经无法为诸如EMS危机一类的货币危机现象提供合理的经济解释了——在此固定体系内，每个国家的贬值冲动都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为或者反应，所以系统均衡便多多少少取决于固定汇率系统内各国间相互关系的合作性质了。故基本面变量中不仅应该包括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各自政府行为的相对信念，还应该包括投机者对于固定体系内各国间汇率制度博弈性质（合作，或者是非合作）的信念因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Buiter等（1998）提出了改进的固定汇率系统货币危机政策*优化模型：合作均衡内，外围国家通过实施温和的协作调整政策，对源于中心国家的需求冲击保持有限度的政策反应；而非合作均衡内，中心国家的这种需求冲击将使得很多外围国家纷纷采取大幅贬值策略。换言之，固定汇率体系内各国间货币博弈的性质决定着固定／钉住汇率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而影响投机者对于本国钉住汇率可持续性的信念和汇率未来走向的预期，从而影响着投机者的行为决策。Drazen（1998）将这种分析框架形象地类比为俱乐部：俱乐部中每个成员的各自收益都取决于其他成员的数量和质量；任意一个成员国家的收益都会因其他某个国家的退出而降低，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货币危机是系统内生的。当然，这种汇率“俱乐部”也可能以一种默许的隐性形式出现，而这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固定汇率系统内的货币危机会传染到系统外的国家中去。
三是聚焦于经济基本面变量与贬值预期变量之间的联系，试图由此突破实现对多重均衡的拓展。但实证分析发现，基本面动态演进过程和汇率预期动态更新过程是相互分离的，这在单纯基于基本面的货币危机理论框架内是无法说得通的。这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预期及投机行为的自我实现性假说（Obstfeld和Rogoff，1995），试图在基本面决定论和危机自我实现性这两种观点之间寻求某种折中——危机的发生及其爆发的精确时间蕴含着多重均衡之可能性，然而均衡的多重性却是由渐趋恶化的基本面状况所造成的。
有经济学家在Markov制度转换模型框架下对货币危机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贬值预期的突然转变似乎与经济基本面无关。在Markov制度转换模型中，假定市场参与者投机行为的变动是对与基本面毫无关系的外生随机冲击实现值的连续动态反应。使用这种分析框架，Piard（1997），Psaradakis，Sola和Tronzano（1997）分析了法国法郎危机，Martinez—Peria（1998）分析了更为宽泛的EMS危机，Gonzalez—Garcia（1999）分析了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Cerra和Saxena（1999）则分析了1997年的印尼卢比危机。这一系列实证分析不仅显示了Markov转换矩阵方法的出人意料的危机解释和预测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危机的多重均衡特性——货币危机的发生，进而汇率制度的转变，都可被解释为系统在多种均衡点间的转换/跳跃。这个结论得到了Jeanne和Masson（2000）的进一步支持。Jeanne和Masson的分析发现，贬值预期的Markov制度转换模型实质上就是带有太阳黑子变量的第二代危机模型（即退出条款模型）结构的一种线性简化形式。
四是对模型本身的某些修改。较有影响的修改模型包括：
结构性非线性模型。旨在验证危机多重均衡的存在性。Jeanne（1997a）就沿着这种思路，使用月度数据来分析1991—1993年之间的法国法郎危机。研究主要发现是，尽管危机的不同阶段都与其糟糕的基本面相对应，发生在1992年9月、1993年**季度和1993年7月的几次预期转变/跳跃却完全可以解释为预期的自我实现。此类实证也受到多种质疑。这些实证分析将贬值预期的过度波动性看作多重均衡存在性的证据，然而，批评者则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与其他分析方法进行对照。换言之，这种分析实际上在实施之前就已经预设多重均衡是存在的。这种模型设定的谬误是很严重的，因为所谓的多重均衡也可能是纯粹基于基本面模型中经济主体的理性学习（rational learning）的结果（Krugma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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