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虽然在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推论中就可以寻觅到关于货币危机洞察的影子，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货币危机理论的成型比之许多其他货币金融理论来要晚得多。前已提及，国际经济学界将这个理论奠基的殊荣给了克鲁格曼。在那篇具有很强前瞻性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认为，货币危机是由政府及货币当局所推行的多项政策间的非一致性（或称之为非协调性）所引致的。具体来说，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基本面状况不断恶化，从而引发货币危机。然而，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的非线性设定却限制了该理论的*初发展——模型的非线性使得在当时的数理知识背景下很难推导出系统的显性均衡解，这不仅削弱了模型的完整性，而且使得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测能力因而大为削弱；1984年，Flood和Garber成功地将该模型进行了线性化处理，使得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预测性与实际可操作性，从而奠定了**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基础，故被称为K-F-G理论。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货币危机理论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逻辑拓展的。该理论脉络科学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1.2　K-F-G框架与单一均衡
保罗•克鲁格曼（1979）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的稳定化策略（Stabilization Scheme）模型，提出了国际收支模型。由此奠定了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基础。克鲁格曼认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当政府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时，该国的国内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本币利率随之降低。一旦本币利率降至利率平价决定的均衡利率水平之下，投资者出于资产保值与增值的目的，就会用本币套取外币，向境外转移资金。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政府承担了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资金境外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和流失的过程。一旦政府外汇储备耗竭，固定汇率制将自然崩溃，货币危机由此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存在投机因素，外汇储备的耗尽往往并不是一个平稳而渐进的过程，而是个加速过程：一旦外汇储备减少到某一临界点，投机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投机获利考虑，会加大本外币转换规模，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外汇储备瞬间耗竭，货币危机突然降临！然而，在克鲁格曼*初所建的非线性模型中，无法得到一个关于固定汇率制崩溃的时点解。Flood和Garber（1984b）将克鲁格曼模型线性化，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以成型，这个框架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称为K—F—G模型，同时被Jeanne等（1997，1999）形象地称为“投机攻击模型”。
按照A96nor和Flood（1992）的经典解析，K—F—G模型或投机攻击模型基于如下假定条件：
（1）开放经济下，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崩溃后宣布永远实行浮动汇率制。
（2）居民只消费一种可贸易商品，该商品的国内供给能力y外生给定，其外币价格水平固定且标准化为1，且该商品不可跨期消费。
（3）购买力平价成立，所以国内价格水平等于名义汇率。
（4）金融市场上有三种资产可供选择：本国货币（只有本国居民持有）、本国债券和外国债券（二者间具有完全可替代性）。无私人银行，从而货币供给量等于央行发放的本国信用总额加上央行持有储备的本币价值总额，后者不产生利息。
　　（5）国内信用增长率为常数；所有本国个体都具有完美预期能力。
假定央行在t期宣布，当外汇储备达到某一临界水平R时，它将放弃固定汇率，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这会使市场微观主体意识到，即便没有投机冲击，外汇储备也将在未来某一时点达到此临界水平，因而现行的固定汇率制注定要崩溃；为了避免届时蒙受损失，投机者一定会在此时点之前就对固定汇率制发动攻击，从而使危机提前爆发。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固定汇率制将在何时崩溃？
因为汇率的任何离散跳跃（discrete jump）都将造成有效套利机会的出现，而均衡点的稳态性质却意味着任何套利机会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在均衡点附近，经济个体都能预测到汇率不会发生离散跳跃。因此，当由市场基本面所决定的“影子汇率”（使得货币市场时刻出清的隐含内生汇率）水平刚好等于现行的固定汇率水平时，固定汇率制就会崩溃——只要固定汇率水平超过“影子汇率”，此时投机者购买央行的外汇储备将无利可图，所以固定汇率制是安全的；而当其低于后者时，购买外汇储备开始变得有利可图了，此时投机开始争相发动投机攻击，以攫取投机性收益，固定汇率制将难以维持下去。
　　1.6　进一步的拓展
上述基本框架的拓展，迄今主要围绕着经济基本面变量话题展开，其中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拓展基本面变量的涵盖范围，将一些新的变量引入模型。前述基本模型中的基本面变量主要包括了产出、失业、通胀以及公共债务（包括其规模和期限结构）等常规变量。这些变量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可观测性和可计量性，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后来的研究者将此类变量称为硬的基本面变量或所谓“硬变量”（hard variables），以区别于他们所鉴别出的软的基本面变量或所谓“软变量”（soft variables）。后者包括了决策者声誉、政策转换之机会成本以及经济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规则等等。这些变量的共同特征在于难以量化，难以进行实证检验。
以引入基本面“软变量”为基础的拓展主要包含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是引入货币政策决策者声誉变量。研究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决策者具有政策刚性偏好，即力图使得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如若试图改变现行汇率制度，就会招致高昂代价（即较高的制度转换机会成本），由此决策者便建立了所谓政策刚性声誉（reputation for“tough—hess”）。Krugman（1998）认为，政府的这种声誉也与其他基本面变量（如产出、失业）一样，会因决策者的政策行为表现而不断演化，由此所衍生出的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所谓的“信任博弈（confidencegame）”，这种动态过程中难免多重均衡的出现。沿着这个思路，Drazen和Masson（1994）以及Masson（1995）提出如下框架：
假定本国政府面临的制度转换成本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也就是说，本国的决策者可能是个“轻率的货币贬值者（easy devaluer）”，也可能是一个“强硬的汇率钉住者（hard pegger）”。但问题在于，公众对于政府的具体类型却并不知晓，由此使基本面变量与货币危机二者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有趣起来：一方面，基本面状况的恶化将使得政府的贬值冲动增强，进而使得钉住汇率制的政策可信性下降（即“诱惑效应”）；另一方面，基本面的恶化也可能通过信誉机制而使得政策可信性增强——如果政府在恶化的经济状况中依然没有作出贬值决策，那么公众就可能将这个政策举动当作政府是“坚定的汇率钉住者”的信号（即“声誉效应”）。上述两种效应中到底何者占优？这还要看综合考虑潜在的更为宽泛的基本面变量集合（毕竟，政策声誉变量只是众多基本面变量中的一个）。如果政府用于建立政策声誉的投资行为导致其他相关基本面变量状况的恶化，那么政府的这种政策行为将无助于稳定本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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