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并很快获得批准。1982年11月，国务院向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包
  括“利改税”在内的今后三年税制改革的任务，并获得了会议的批准。在此
  期间，国务院还批准开征了烧油特别税，发布了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①。
  1)国营企业利改税和税制改革
    “利改税”既是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税收制度改革。作为企业
  改革和城市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
  利改税，即将建国以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
  为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制度，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
  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
  税的禁区。这是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不仅如此，
  “利改税”也正式启动了我国税制建设的新步伐。
    (1)利改税**步改革
    经国务院批准，从1983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国营企业实行
  利改税**步改革。**步利改税是一种税利并存的模式。即把国营企业
  过去上缴国家的利润改为在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向国家交纳所得税；
  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在保证企业合理留利
  之后，再按固定比例、定额包干、递增包干和调节税等多种办法上缴财政。
    利改税的**步改革同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等办法相比，有较大的进
  步。它把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用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上缴国家，以法律形式把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稳定国家
  财政收入，较好地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1983年实行
  利改税**步改革的工业企业有28 110个，占赢利工业企业数的88．6％。
  这些企业1983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10．9％。企业在1983年比1982年企业新增加的42．2亿元利润中，交纳所
得税和上缴利润占61．8％，企业留利占38．2％；在企业留利中，企业所得占
24．9％，职工所得占13．3％；做到了在新增长收入的分配上国家得大头、企
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在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前提下，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
业，1983年留利显著增加，比1982年增长25．8％，扩大了企业财权，调动了
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2)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和工商税制的改革
    利改税**步改革是成功的，但还不完善。主要问题是：税种比较单
一，难以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后利润的分配办法仍然比较
复杂，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还没有定型；某些企业之间留利悬殊的问题没有
很好解决。
    因此，中央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起进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利改
税第二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从根
本上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并且为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
问题创造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
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在政策上使企业感到有奔头，有更大
的后劲；要发挥税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体现国家的奖励和限制政策，并
缓解价格不合理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
    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将国营企业应当上缴国家的财政收
入按十一个税种向国家交税，也就是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
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主安排使用。具体说来，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把现行工商税按性质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等4种税。
同时，把产品税的税目划细，适当调整税率，以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生产和
流通的杠杆作用。
    ②对某些采掘企业开征资源税，以调节由于自然资源开发条件的差异
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有效管理和利用国家资源。
    ③陕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4
种地方税，以利于合理地、节约地使用土地、房产，适当解决城市维护建设的
资金来源。
    ④对赢利的国营企业开征所得税。国营大中型企业按计税利润55％的
比例税率交纳所得税；国营小型企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
    ⑤对国营大中型企业还要征收调节税。

中国经济改革30年(财政税收卷) 作者简介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财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税务学会、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国债协会学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特聘教授；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研究，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和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2005年7月12日受温家宝总理之邀，2006年7月11日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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