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芳博士所著《〈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以《大公报》这份独特的报纸为研究资料，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及其与传媒关系的一部专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著者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系统查阅了1902年6月至1949年初所有的《大公报》，对该报此间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和时论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此为基础，该书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还原了近代高校某些管理事务的复杂关系和人情底里，并以相关的传媒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大公报》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阐释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诉求方式。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公报》发行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很少有其他的民间报纸可以比肩，这与它追求“四不”办报宗旨，且致力于“牖民智”、“通民情”、“鞭挞权贵”、“批评时政”，肯定有内在的关系。这样一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情有独钟，始终将高等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报道领域。据书中统计，《大公报》创刊后的第一年内，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类报道就不下二百五十余条，几乎天天都有高等教育的消息，“而且事无巨细，上到高等教育制度，下到京师大学堂浴室、车棚的兴建，都给予了全方位的记录。”之所以如此关注高等教育，除了《大公报》秉持的“文人立场”之外，可能也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政局的跌宕，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危亡，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各种各样预料不到的难题，同时也将高等教育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使高等教育领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是非之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高等教育对媒体也在发生影响和作用，而《大公报》从其“文人立场”出发，似乎比别的报刊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风向。
这本书的重点，显然在于探讨《大公报》这一特定的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或者说是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窗口来透视当时的高等教育，探讨当时历史条件下报纸对于高等教育所能发生的作用。该书在分析《大公报》形形色色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大公报》作用于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诸如“揭示”了重要高等教育制度的出台过程，“记录”了各种高等教育事件的真相，“反映”了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分析、评论、解释、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等等。因此，书中认为《大公报》对近代高等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论争“平台”、“舆论导向”、“塑造形象”、“批评”督责的作用，它是高等教育事件真相的“揭示者”，是社会各界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沟通平台”和“话语空间”，甚至还偶尔充当了高等教育某些矛盾的“调停人”。
《大公报》之所以能对高等教育起到这样的作用，想必还是和它所追求的“四不”方针有关。只有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直面高等教育的问题，揭示高等教育的矛盾，秉笔直书，百家争鸣，它才能真正成为争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平台”和“空间”，成为高等教育有力的批评者和督责者。从本书对《大公报》各类高等教育报道和时评内容的归纳来看，这些报道和时评虽然也有“褒扬”，有“宣传引导”，有“正面形象塑造”，但是，更大量更经常性的，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和矛盾的“揭示”，是对高等教育负面现象的直接批评和督责。
在这些“批评”类的报道和时评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校政和体制的批评。如1926年11月1日刊文揭露“北京大学不能开课之原因”，除经费问题外，“尚有内幕在”，实“学校行政腐败之结果”。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育官员“从盘根错节而来，亦依阿如官僚，圆滑如政客，无抱负，无勇气，徒知敷衍应付，冀以乡愿资格，久保高位，而不知因循放任之结果，不但学款虚糜，助长腐化，流毒所及，乃至断送青年命运，戕贼国家命脉”。如1935年7月15日刊文批评校长，“中国大学教育所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以往的大学校长们太不肯负责任”，“因为他们大都是些官僚政客。他们办大学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想藉此发展或保持他们的势力，以作他上政治舞台的阶梯”。其次，也有大量的批评教师和学生、抨击不良教风学风的文字。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师“旧习已深，成见过重，党同伐异。各恤其私，旁骛兼营，心神不属”；1923年1月8日刊文痛批“学阀”：“今日之学阀，其勾结军阀财阀，而摧残吾国教育之生命”，以至叠有“北大讲义之风潮”、“高师校长风潮”、“法专校长风潮”、“农专铁血团风潮”、“警官校长风潮”、“保定师范风潮”等等。又如1907年4月13日刊文揭露“法专学堂学生花天酒地”，5月6日登载学生呈学部禀揭露同学中“挟私舞弊，考生找枪替”之现象，1922年12月23日刊文抨击学生“学风嚣浮”等。这些批评的文字，开门见山，针砭时弊，有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之效果，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起着某种监督、督责的作用。我们今天读来，又何尝不触目惊心！
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著者在通览1902年6月创刊至1949年初所有《大公报》的基础上，对有关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评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分析归纳，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事项、重要论争的来龙去脉和人情底里，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用。这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可喜可贺！当然，媒体与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乃至于高等教育“公共空间”的建构，又不仅仅只是媒体与高等教育双边的关系，而是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的，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书中所探讨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在当时独特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独特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对这种社会条件的探讨，应该是著者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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