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整理出了梵高在阿尔勒生活的时间线。然而，当我了解的越多，疑问就越大。起先只是一些小问题，我以为这些疑问只是人们的误解或是对当地人来说不合逻辑的小细节，但随着我的调查愈加深入，前后矛盾的事情就越发困扰着我。例如，梵高显然是从巴黎坐火车南下的，却在距离他原来目的地整整10英里远的小城就下了车—要是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全部画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早就有几代专家学者从方方面面研究了这位艺术家的生平，我很难相信我是**个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的人。或许这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细节，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产生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开始怀疑—如果连这些小细节都遭到误解，那是不是还会有别的什么也是错误的。而*让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耳朵的故事。
文森特·梵高热衷于书信往来，除了画作外，我们对他生活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他自己的笔下，尽管他没有在信件中直接写下割耳的事。1888年12月23日当夜的真相扑朔迷离。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并掌握令人信服的**手证据的人，是当时与梵高同住在一起的法国艺术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但其实，高更给了这个谜团两套说辞，一个是在事件之后很快就给出的，另一个则是在多年之后。很快我就发现，极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这次事件的主要认知，来源于两张肖像画和一篇新闻报道：
《共和党人论坛报》，1888年12月30日，星期天
本地新闻：阿尔勒
上周日晚间11点半，荷兰画家文森特·沃高出现在“妓院1号”，要找某个叫拉谢尔（Rachel）的人，把他的耳朵……递给她，还对她说：“好好收着。”然后就消失了。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在此戛然而止，这真是奇怪。19世纪的报纸充斥着平民的日常琐事：钱包丢了，晾衣绳上的亚麻布被偷走了，耳环找到了，当地人酗酒被抓了。即便文森特在1888年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阿尔勒的其他报纸都没有报道这一奇怪的事件。
我是出于偶然才开始进行这项调查的。正巧当时一些梵高的信件新近公之于众，在网上也能阅读到。以前，他生活中那些不太光鲜的部分—例如他常常光顾妓院—在早期公开的信件，尤其是翻译成其他文字的信件中被掩盖了起来。如今，近800封信已经公开，为人们了解这一传奇人物的生平和创造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其中数量*多、收信人*为亲密的是梵高寄给他弟弟提奥（Theo）的信。其中许多信是在两人身处两地的时候写的，尤其是在梵高1888年2月搬到阿尔勒之后。这些信以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梵高到达阿尔勒后的生活和他在这里结交的朋友。读着这些信件，我走进了他的世界，分享着他的激情与忧伤，仔细关注着他完成一幅幅伟大的杰作。那些在往后的时光里，每当我产生疑问，我便回去重读梵高自己写下的那些话语。
我决定一切调查从头开始。重新翻检别人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梵高的成果，总是感觉有些奇怪。到底还能找到哪些别人尚未发现或反驳过的东西呢？此刻，我心里没底。但是我想自己去寻找答案。如果我想要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应当去探索别人尚未涉猎的领域。我决定在这次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利用**手的材料，希望能全凭自己描绘出梵高及其在阿尔勒生活的图景。这将是我的冒险、我的发现，或许也会更有乐趣。
我对这一地区及其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和梵高一样，我也来自北欧，迁居南欧。我也是一个外来者，不得不面对许多困扰、偏见和傲慢—这些也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这种对本地的熟悉，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并提供了许多无价的真知灼见。法国是一个区域特征显著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食、地貌、语言和文化。普罗旺斯有种独特的气质。一个巴黎人和一个阿尔勒人完全不同，今天如此，19世纪末也是如此。巴黎人在法国是出了名的持重、自负；而普罗旺斯人则精力充沛，至少表面上和你亲密无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一旦你被当地人接纳，他们就会尽全力帮你，不过被他们接纳可能要花上好多年。总之，法国南方人都是抱团的，对那些“外地佬”（estrangers）天生有种防范心理。“外地佬”是普罗旺斯的一种说法，要比字面上的“外国人”（foreigner）有着更深的含义。它被用来指代那些与你不是同族、同宗教或背景相近的人。广义来说，叫别人“外地佬”意味着这个人不太可信；今天是这样，一百年前则尤甚。
我的计划一开始是对1888年12月23日发生的事进行法证调查。这么做似乎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我想象自己就是当时的阿尔勒警察局局长约瑟夫·多纳诺。他将引领着我。我们有共同之处：这位警察局局长1888年初来到阿尔勒，他必须一点点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风俗，就像我要了解梵高在这里的生活一样。阿尔勒是*适合作为起点的地方，因此我给阿尔勒市档案馆写信，预约查阅档案。在一个清冽的冬日，我开始了一百多次阿尔勒之旅中的**次。

市档案馆坐落于旧公共医院的小礼拜堂里，那也是阿尔勒唯一留存至今的梵高曾生活于其间的建筑。小礼拜堂的中庭有一个花园，如今这里一直都种植着各种植物，以便使之与梵高描述的“满目鲜花和春日绿景”相仿。穿过简朴的石门，进入繁花与灌木之间，实在是非常迷人。在清晨，沿着二楼的阳台走向正南面市政档案馆的沉重胡桃木门，这条路线对而今的我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那一刻是祥和平静的，我对当天可能会有的新发现怀着希望和憧憬。拧开熟铁制的门把手，老门发出很响的“咔嗒”声，宣布着新访客的到来。几乎没什么人抬头，每个人都伏案凝神，沉浸在他们的研究中。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见落满灰尘的纸页被翻动的沙沙声。
尽管我得到了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好心接待和帮助，但是我的**次拜访令人沮丧。我拿到了档案馆里梵高的全部记录。在想象中，我将面对几大盒堆得高高的档案，要逐个翻阅。然而我却只拿到了几张从1889年开始的记录，仿佛梵高从未在阿尔勒居住过一样。没有关于割耳一事的警方报告，没有目击者证词，没有患者入院记录，没有旅店入住记录，没有梵高租房的证明。在阿尔勒认识梵高的人也没有写下他们对梵高的回忆。在这个浸淫于官僚体制和繁文缛节的国度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发生了割掉耳朵的事件，却没有背景调查和细节，真是令人吃惊。太匪夷所思了。
2000多年前由罗马人建立的阿尔勒是法国*古老的城市之一。对这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阿尔勒档案馆的馆藏倒是极其丰富，*早的档案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其悠久的历史画卷中，梵高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片段。这里的档案如此之多，以至于还没有电子存档，所以我在**天翻阅了老式的档案卡片，慢慢熟悉了这种归档系统。由于缺乏现成的材料，我想我只能深入挖掘，并试图通过迂回的路径发现一些信息。梵高在阿尔勒居住的时间是1888年2月20日至1889年5月8日，所以我调取了*接近这一时间段的人口普查数据，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人口普查在1886年和1891年都进行过，但是我只拿到了1886年的数据。我向工作人员询问在哪里能找到1891年的数据，档案馆馆长西尔维·雷布蒂尼（Sylvie Rebuttini）告诉我她从未在阿尔勒看到这份资料。我在那天找到了各种信息，但我只能猜测哪些在今后有用。在这么少的材料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重要的。查阅一遍人口普查中的人名后，我发现19世纪80年代在阿尔勒工作的妓女会被标注“FS”，那是fille soumise的缩写，意思是“被控制的女孩”。考虑到在梵高的故事中有一名叫作拉谢尔的妓女，我想这次调查可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开始编写一份从事这类职业的女孩和妓院老板的名录，这些妓院老板在人口记录中被写作“卖柠檬水的”（limonadiers）。这雅称让我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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