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通常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基本要素。但是根据不同区域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志物。因此，有些学者又提出摆脱具体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对抽象的“国家”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实际上近百年来，把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和文明社会的开端，已经在学术界获得相当广泛的共识。当然，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还存在不同的阐释。
如果把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从聚落到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问题上，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国内史学界长期沿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发展模式，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深入探讨。20世纪60年代起，塞维斯（Elman R.Servic）等西方人类学家依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把民族学上各种社会加以分类，构想其演进程序为：游团（band，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与农业经济相结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国家（state，阶级社会）。华人学者张光直在其《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系统引述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概念，并将黄河流域古代社会进化程序与之相对应：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则根据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形成划分为三大阶段：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分别对应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前3000年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屈家岭前期、崧泽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国崛起时期，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文化和古史传说的颛项、尧、舜、禹时期。
其实，无论是基于文字、铜器、城市之类物化标志，还是作为社会结构文明标志的国家形成考量，中华文明都可以说是肇源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都是典型的农耕聚落，具有成套的农业生产用具，而且加工比较精致，粮食的储量也相当可观。此后的半坡姜寨遗址，则代表着农耕聚落的扩充和完善，聚落内部普遍呈现圆形、向心、内聚格局。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分居住区、氏族墓地及公共窑场三部分。居住区中心为一座大型的近似方形房屋，推测是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其以北发掘出45座中小型房基，房基建成时间虽稍有先后，分布也不甚规则，但大体朝南，形成一个面向大房子的不规则半月形。住屋附近发现了二百多个窖穴，两处营造简陋的长方形建筑遗迹，推测为饲养牲畜的栏圈。围绕居住区挖有宽深各五六米的防御性壕沟。沟北是氏族公共墓地，发现有一百七十多座成人墓葬。沟东是窑场，发现了六个陶窑。陕西省临潼县的姜寨遗址面积约五万五千平方米，是一处比半坡更为完整的村落遗址。居住区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广场四周地势稍高，分布着五组建筑群。每组建筑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住屋，共有百余座。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心广场，构成一个典型的圆形向心布局。居住区周围，挖有两条宽深各约二米的壕沟。沟外东北部及东南部有三片墓地，发现一百七十多座成人墓。窑场则分布在居住区西南的临河河岸。（图1—1）
半坡、姜寨遗址揭示的聚落布局，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居住区内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对应关系，则似乎暗示着人群组织的形式。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七八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相当于村落规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在秦安大地湾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时期，此类聚落的规模更为扩大，大地湾遗址的面积是36万平方米，大汶口遗址更多达80多万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结的规模和经济、军事的实力。而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根据建筑规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经形成主从和不平等关系，出现了类似庙堂的建筑群。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实际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必然历程。
如果说半坡、姜寨遗址还只是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氏族居住地，那么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则代表着超越氏族部落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存在。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三大遗址分布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彩图1）如此宏构巨制，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没有超越原始氏族部落的更大社会组合，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断言：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说明西辽河流域早在5000年前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良渚文化具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已发掘的遗址分布密度非常之大，反映出人口数量的高度增长，而这必须依赖农业提供大量的粮食。在原始手工业方面，考古材料非常丰富，涉及竹编、木器、制陶、丝麻纺织、玉器加工等诸多行业，不但反映出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而且显示出社会分工的发达。良渚文化的许多墓地都是建筑在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堆上的贵族茔地，有木棺或木椁，随葬大量的玉器、陶器，并有人殉人祭的现象。（图1-2）在贵族墓地中，依据随葬玉琮、玉璧、王钺等玉礼器侧重点不同，可以区分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礼器齐备的墓主人，无疑属于*高的阶层，执掌着社会*重要的职能——祭祀与征伐，并能征发相当的劳力营建巨大的坟墓。山西临汾陶寺遗址*高级的大墓，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且制作精美。其中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钺等象征威权的成套重要礼器的存在，不但昭示着礼制的初步形成，而且也说明大墓主人执掌着当时*重要的社会职能。可见，良渚、陶寺的大墓主人已经不只是部落首领，而是早期国家的统治者。
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黄河、长江流域陆续出现了许多用夯土城墙或石头筑成的城邑遗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面积巨大的公共建筑、陶器作坊、下水设施，护城河和防御性建筑。石家河遗址甚至在方圆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同期遗址，形成卫星式遗址群，足可构成一个方国。城邑式遗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陆续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状况同文献记载中夏代之前“五帝”时期“万国”并存的传说相吻合。应该说国家的雏形已然形成，即将跨入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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