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插图本)(上下册)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主要目的是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增进读者对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了解。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通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各专题均由该领域专家撰稿，内容可自成体系，并充分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
本书作为教材一直是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现改换装帧，作了内容上的修订增加图版，相信对新老读者都会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文化史-(插图本)(上下册) 目录

中国古代文化史-(插图本)(上下册) 节选

**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国大陆是一块古老的土地，1800万年前的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地势，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南北气候历经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具备了不同的生态景观。中华民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当然，相对于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国文化的兴衰沉浮，也不过是几千年的事。但是，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化的起源发生，就必须关注这块土地的地理生态环境，关注人类自起源到有史社会的漫长进化历程。在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有“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中，也有人用黄色陆地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概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并得出中华文明落后的结论。对于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我们自然无法认同，但是决不意味着漠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具体到中国的地理环境而言，由于四周有明显的天然屏障，而且这些屏障在史前甚至上古时期都是难以逾越的，所以中国不但与相距遥远的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发祥地缺乏联系，而且同距离*近的古印度文明因为隔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也无法沟通。因此中华文明只能是起源于本地，而且在早期的发展中也极少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
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之内，中华文明却拥有较其他古老文明更为辽阔的发展腹地，而复杂的地理形势，完备的气候类型，则为历史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三大自然区中，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经济发展受到环境较大制约，历来人烟稀少。即使在人口密集的东部季风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经济活动和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华南地区在采集经济时代，环境无疑十分优越，但正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产食物的压力和动力，所以农业就发生得比较晚。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适宜狩猎和采集活动，但因为气候寒冷，农业发展有相当的困难。西南地区气候适宜，但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所以人口分散且民族复杂，文化多姿多彩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综合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才是*适宜农业发展的两大温床。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无疑首推农业的发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两大农业温床紧相毗连，各有特色又相互补充，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特点的形成以及往后的发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伟大中华文明的摇篮。
　　**节　从聚落到国家
世界*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有六大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在世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时间*长，且始终未曾中断。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曾经存在两个极大的误区，这就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中华文明外来说和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说。但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另外，中华文明也不是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呈多元发展态势。
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通常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基本要素。但是根据不同区域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志物。因此，有些学者又提出摆脱具体的物化形式和文化形式，把相对抽象的“国家”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实际上近百年来，把国家的出现视为史前社会的终结和文明社会的开端，已经在学术界获得相当广泛的共识。当然，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还存在不同的阐释。
如果把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那么从聚落到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在这一问题上，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概念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国内史学界长期沿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发展模式，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深入探讨。20世纪60年代起，塞维斯（Elman R.Servic）等西方人类学家依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把民族学上各种社会加以分类，构想其演进程序为：游团（band，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部落（tribe，平等性的，一般与农业经济相结合）－酋邦（chiefdom，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国家（state，阶级社会）。华人学者张光直在其《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系统引述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概念，并将黄河流域古代社会进化程序与之相对应：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则根据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国家形成划分为三大阶段：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分别对应的是：公元前7100-前5000年的彭头山、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河姆渡文化和前5000-前4000年的半坡、姜寨文化；前350-前3000年间的仰韶后期、红山后期、大汶口后期、屈家岭前期、崧泽和良渚早期；前3000-前2000年夏之前的方国崛起时期，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文化和古史传说的颛项、尧、舜、禹时期。
其实，无论是基于文字、铜器、城市之类物化标志，还是作为社会结构文明标志的国家形成考量，中华文明都可以说是肇源于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非常丰富，迄今已发现七千多处，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年代大约起于公元前6000年，一般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根据目前正式发掘的一百多处遗址来看，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面貌基本是明确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都是典型的农耕聚落，具有成套的农业生产用具，而且加工比较精致，粮食的储量也相当可观。此后的半坡姜寨遗址，则代表着农耕聚落的扩充和完善，聚落内部普遍呈现圆形、向心、内聚格局。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分居住区、氏族墓地及公共窑场三部分。居住区中心为一座大型的近似方形房屋，推测是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在其以北发掘出45座中小型房基，房基建成时间虽稍有先后，分布也不甚规则，但大体朝南，形成一个面向大房子的不规则半月形。住屋附近发现了二百多个窖穴，两处营造简陋的长方形建筑遗迹，推测为饲养牲畜的栏圈。围绕居住区挖有宽深各五六米的防御性壕沟。沟北是氏族公共墓地，发现有一百七十多座成人墓葬。沟东是窑场，发现了六个陶窑。陕西省临潼县的姜寨遗址面积约五万五千平方米，是一处比半坡更为完整的村落遗址。居住区中心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广场四周地势稍高，分布着五组建筑群。每组建筑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住屋，共有百余座。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心广场，构成一个典型的圆形向心布局。居住区周围，挖有两条宽深各约二米的壕沟。沟外东北部及东南部有三片墓地，发现一百七十多座成人墓。窑场则分布在居住区西南的临河河岸。（图1—1）
半坡、姜寨遗址揭示的聚落布局，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居住区内大房子和中小房基的对应关系，则似乎暗示着人群组织的形式。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七八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相当于村落规模，且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在秦安大地湾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时期，此类聚落的规模更为扩大，大地湾遗址的面积是36万平方米，大汶口遗址更多达80多万平方米，反映出人口集结的规模和经济、军事的实力。而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根据建筑规模、墓葬形制等方面考察，已经形成主从和不平等关系，出现了类似庙堂的建筑群。阶层和阶级的产生，实际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必然历程。
如果说半坡、姜寨遗址还只是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氏族居住地，那么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则代表着超越氏族部落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存在。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三大遗址分布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巨大的祭祀中心。（彩图1）如此宏构巨制，如果没有较长的相对稳定、相对繁荣的社会环境，没有超越原始氏族部落的更大社会组合，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断言：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说明西辽河流域早在5000年前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良渚文化具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已发掘的遗址分布密度非常之大，反映出人口数量的高度增长，而这必须依赖农业提供大量的粮食。在原始手工业方面，考古材料非常丰富，涉及竹编、木器、制陶、丝麻纺织、玉器加工等诸多行业，不但反映出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而且显示出社会分工的发达。良渚文化的许多墓地都是建筑在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堆上的贵族茔地，有木棺或木椁，随葬大量的玉器、陶器，并有人殉人祭的现象。（图1-2）在贵族墓地中，依据随葬玉琮、玉璧、王钺等玉礼器侧重点不同，可以区分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礼器齐备的墓主人，无疑属于*高的阶层，执掌着社会*重要的职能——祭祀与征伐，并能征发相当的劳力营建巨大的坟墓。山西临汾陶寺遗址*高级的大墓，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且制作精美。其中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钺等象征威权的成套重要礼器的存在，不但昭示着礼制的初步形成，而且也说明大墓主人执掌着当时*重要的社会职能。可见，良渚、陶寺的大墓主人已经不只是部落首领，而是早期国家的统治者。
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黄河、长江流域陆续出现了许多用夯土城墙或石头筑成的城邑遗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湖北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面积巨大的公共建筑、陶器作坊、下水设施，护城河和防御性建筑。石家河遗址甚至在方圆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同期遗址，形成卫星式遗址群，足可构成一个方国。城邑式遗址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陆续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状况同文献记载中夏代之前“五帝”时期“万国”并存的传说相吻合。应该说国家的雏形已然形成，即将跨入文明社会。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起源既是本土的又是多中心的，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存中，已经具有许多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应该说中华文明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无可否认，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孕育了中华民族*早的国家形态，而且长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的殿堂式建筑群，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所包含的殿堂建筑模式与祭天、陵寝等内容，均与商周及以后中国古代制度有渊源关系。红山文化的玉器群与商代玉器群题材相同，风格有渊源关系；（图1-3）良渚文化的玉器群与红山文化玉器群属于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文化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商、周二代都把玉器视为至宝，将玉琮、玉璧等作为祭天地鬼神的礼器，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只是玉琮在商周时代已远不如良渚文化时期辉煌，因为它沟通天地与权力象征的两大作用被“九鼎”，即青铜礼器所取代。夏商周三代文化既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同时也是其他多种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表明新石器文化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尔后又融合、汇聚于中原，创造了数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
从“以玉为兵”的黄帝到“以铜为兵”的禹，中华民族实际是在向青铜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传说的尧、舜、禹时期，部落领袖实际已经具有相当于后世国王的权力，只是这一职位还要由各部落首长协商推选，史称“禅让”。据说尧、舜、禹之间就是经过“禅让”转移权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部落领袖权力的增加，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也被垄断。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把“禅让”的公天下，变成了传子的家天下，确立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制度（以子继父为世，以弟继兄为及）。至此，国家形态正式产生，中国进入了有史社会。
　　第二节　神话传说的文化寓意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存在过许多创造文化的氏族部落和方国，是中国版的“英雄时代”。这不仅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在神话传说、民族学等方面也有许多资料可资佐证。世界任何民族*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古文献中保存的古代传说，都是因当时没有文字而流传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也被称作“传说时代”。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文明肇始之类神话传说，徐旭生与苏秉琦合撰的《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一文，把这些材料分为原生和再生两类，原生的包括所有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再生的包括一切见于后期记载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再生的部分基本发生在东汉以后，但其中并非完全没有原生的内容。根据材料的内容与写定的先后，大概分为三期：**期，包括商周到战国前期的作品。如甲骨文、金文及《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书。第二期，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如先秦诸子、《周书》、《山海经》、《国策》、《大戴礼》、《史记》、《淮南子》等著述。第三期，东汉以后作品。如谯周、皇甫谧、郦道元诸人书中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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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以通俗面貌呈现的文化史，把高深丰富的中华文化用浅近的形式走近广大读者，举重若轻，雅俗共赏，读之使人忘倦，科学性、普及性融合得和谐而自然。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
本书是体大思精的力作，主编及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内容严谨翔实，文笔生动活泼，达到了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在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读物中，这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值得信赖的著作。
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中文系教授 袁行霈
我看过海峡两岸以及日本很多种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无论是以时代变迁为经纬，还是以文化事类为纲目，万变不离其宗，在这一形式的文化史著作中，我以为阴法鲁、许树安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常识》应当是最好的一部，不仅内容准确、资料丰富，而且它是以课堂教学的经验为基础编写的，在反复讲授的基础上才渐渐形成了这一体例和框架，讲什么，如何讲，看似平易，实际用心，至今在同类著作中，它仍然是最值得信赖的一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葛兆光

中国古代文化史-(插图本)(上下册) 作者简介

阴法鲁（1915— 2002），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史，侧重古代音乐舞蹈研究。主要论著有：《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舞蹈》、《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与杨荫浏先生合著）、《敦煌乐舞资料的历史背景》、《唐代的音乐与曲子词》、《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活动与舞蹈文化交流》、《古文献中不同语言的译语校注问题》、《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中国古代韵史札记三则》、《考古资料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等。
许树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思想史，从事教学工作三十余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古代选举任官制度与社会》等。
刘玉才，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史纲要》（合著）《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清代书院教育与古典学术的传衍》、《明遗民张斐轶事辑考》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