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关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写道：“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碰壁”之余》写于1925年9月15日。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师大学潮的中坚人物许广平，已经在致鲁迅信中介绍说：“杨婆子在新平路十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亲到教部催促早日解决校事，一方另呈文至执政处，请其早日选人至教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维持一节，碍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办，出来说话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惹一身脏，好比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轻举妄动。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
“杨婆子”就是被驱逐出校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她与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马寅初、陶行知、查良钊等人，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校友；她与政学两界的吴稚晖、陈源、陈翰笙、顾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为江苏无锡人。“七个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鲁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树人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报》公开发表的事情。除北大教授兼女师大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是河北阳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来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职教员。“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为女师大校事积极奔走的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音乐系主任萧友梅。由许广平的书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对于女师大学潮的缓和及解决，是产生过正面影响与积极作用的。
到了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钳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女师大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由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出任校长。许寿裳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成立了由校长、教务长加上10名教授共同组成的评议会，重新厘定课程，出版周刊，并从北大聘请兼职教员。兼职教员不能做教授只能做讲师，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制定的制度规则。鲁迅所说的“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与“某籍某系”一样是当年的流行话语。据王书庄回忆：“**次世界大战之后，蔡校长曾赴欧美各国，延聘了一批学习优异的留学生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西林师曾和其他七位新回国的北大教授在吉祥大院租了一所民房，共同居住。学生称他们为‘吉祥八君子’，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并以此自豪，一时传为佳话。”
与丁西林（又名燮林，字巽甫）等人一起住过吉祥胡同的李书华，对于“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另有回忆：“民国十一年九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寓后门内东吉祥胡同。同住的有周览（鲠生）、李麟玉（圣章）、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甫）四人，全是在欧洲时期的老朋友，前一两年回国的。鲠生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圣章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仲揆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巽甫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理预科主任。王世杰（雪艇）亦系前两年回国，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原来也住在东吉祥胡同，结婚后便另觅住所，移居西城惜薪司。……我到北大不久，北大新教授李宗侗（玄伯）、皮宗石（皓白）、陈源（通伯）、石瑛（衡青）陆续到校。玄伯在法文系，皓白在经济系，通伯在英文系任教；衡青则在化学系担任冶金功课。皓白、通伯、衡青三人亦全住在东吉祥胡同。”
高仁山虽然不是“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中的一员，却是为王世杰、石瑛、周览、陈源、皮宗石、李四光、丁西林、唐有壬等人丰办的《现代评论》周刊无偿供稿的一个人，并且在学潮问题上与《现代评论》同人基本上保持一致立场。他们把“北京国立各校接连不断发生风潮”的原因，归结为四点：“学校当局不恰人望，学生的行为出轨，教职员的从中挑拨，校外人士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公正平和的态度平息和化解学潮：“我们不懂得有些立于教育界责任地位的人，为什么也不平心静气地考量女师大问题的本身，乃反而推波助浪的张大其事。……今日校外的人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以苦心孤诣的精神，调处女师大风潮，求个迅速圆满的解决，反而全然加入一方面，助长学潮，这明明是走入歧途，其结果也许少数人可以逞快一时，然而多数青年学生就未免要跟着牺牲学业了。”
关于当年的派系之争，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回忆说：“我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当时我只有27岁，是北大*年轻的教授。……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曰朋友代替我。……李大钊又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还说：‘王世杰是胡汉民的人，《现代评论》也是胡汉民出钱办的，找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大钊同志建议我直接找一下周鲠生，说周人品好，是个正人君子。周鲠生对我说：‘不要同王世杰讲了，我聘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这样一来，朱希祖没有办法了，……”
陈翰笙所说的“日法派”又称“法日派”，它虽然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精神领袖，其中坚力量却是浙江籍人士，特别是被称为“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学文科教员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马廉、钱玄同、陈百年、周作人、鲁迅等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则是英美派的生力军。不过，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法日派还是英美派，无论是元老级的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汪精卫、石瑛、易培基、丁惟汾、顾孟余，还是相对年轻的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王世杰、蒋梦麟、马叙伦、朱家骅、唐有壬、李大钊、陈翰笙、高仁山，大多是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反对北京政府和支持北伐战争的政治立场上还是保持一致的。没有党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同样是站在支持国民党广州政府的立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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