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本书特色

作者选取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但却一直没能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斗蟋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持续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扎实的*手资料，并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断加深问题意识和延伸分析触角，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作者走近研究对象的努力和开拓研究领域的能力，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问的敬畏和追求。该书选题新颖，所采用的质性叙事方式独特，语言流畅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时间参与观察斗蟋群体，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业内“高手”和管理“干部”。在此基础上，用“他者”的立场深描和分析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隐遁社会的情感、自我、关系和亚文化，展示了一个古老行业的“规矩”传承和社会运行逻辑。阅读《隐遁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都曾遭遇到的类似“爆堂子”等特殊风险，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历程。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善峰

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内容简介

《隐遁的社会 :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 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但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斗蟋蟀不是简单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而他们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文化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 前言

作者自序（节选）
一个具有完全“地方性”，并且靠独特文化连接维系的社会，其“文化”呈现为一种何样的样态？在现代社会它如何保持生存和运作？这一“社会”和“国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对该社会的存续和发展有何影响？其内部成员如何按照特定的文化言说和行为？外部“国家”和“市场”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世界”？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以完全参与的方式深入斗蟋群体存在的社会空间，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下，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究在独特文化驱动下这一“隐遁社会”的生存态势和运作逻辑。
本书在对“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回顾的基础上在框架中加入了“文化”的变量。围绕“国家—社会”理论内含的理论问题：积极的行动者和结构（制度）之间的张力展开理论梳理。通过梳理发现，随着“社会”观念的浮现，“国家”就一直是一个和它相对的在场者。该理论中结构性倾向对行动者意义世界的忽视早就得到了社会学开创者的重视。通过“生活世界”、“实践”的引入，“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充满了行动着的行动者的场域；通过“文化”理论的引入，不仅行动者的意义在制度结构中有了空间，而且在更加宏观并且对立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也有了连通的渠道。中国文化在经受西方现代性冲击之前，对国家、个人和社会有其独特的办法，中国通过文化的连接让国家和社会、社会和个人，乃至国家和个人都“通了家”。斗蟋社会是一个个人、社会和国家在斗蟋嬉戏中“通家”的社会。
中国斗蟋社会的千年继存得益于中国古代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安排。中国传统社会是迥异于西方的生活样态结构的。中国官僚体系发达，但是这一发达的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以制度设置，而是以意识形态结合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展开的。中国的民间生活的实践尽管远离权力，但国家权力通过某些意识形态的叙事与民间社会权力发生着频繁的接触，这种接触有由非常清晰的交集构成的界域，而斗蟋蟀——这一皇帝、宰相和民间普通百姓都喜欢并在其中嬉戏的场域——就是这一交集千百年“文化”面向的具体呈现。
“隐遁社会”中有其特有的“谈资”和谈论主题，它们揭示了该社会中人们在行动中遵循的主要关系原则：“平衡”、“利他”和“情谊”。这些原则具有明显传统社会的“文化”特征；从微观交往来看，斗蟋社会中的成员在进行微观交流的时候总是依靠一些“默会性知识”——这是文化的一种微观呈现形态。这些在长期交往和从传统习得的文化性语言和行为方式，构筑了斗蟋者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通过这种只有内部人才可以辨识的“文化身份”区分“外人”和“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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