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块分割与职责同构的难题
四、整体原则与地区行业的差异
五、制度效率与意识形态的两难
六、利益调整和动力不足的困境

第六章 完善上下联动创新模式的制度设想与路径选择
**节 调整管理主体关系，重组党政职能与组织系统
第二节 集权与分权相协调，优化央地政府责权利配置
第三节 实现改革的合理化，完善政策制定和运行机制
第四节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鼓励地方政府的适度竞争
第五节 完善激励评估机制，增强官员的制度创新动力
第六节 松绑意识形态紧箍咒，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方式
第七节 推进存量和增量改革，建立文化共同治理结构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节选

　　《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1.“文革”结束与拨乱反正　　以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结束，新时期开始。　　“文革”结束不久，以揭批“四人帮”历史罪状为契机，清算“文革”错误，推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全国的法律、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运转，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为此，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等四项决议。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针对“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报告再次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文革”的错误，对政治的部分拨乱反正，对党组织生活、行政管理、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法律的正常秩序的恢复，均产生了积极影响。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其重大成果是对《宪法》的重要修改，极大缓解了“文革”给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深刻危机，修改内容包括：重新确认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恢复了正常的司法体制，恢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若干规定，把民主法制摆到重要位置，删除了1975年宪法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条文，增加了“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规定。　　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重建了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同时，党政工作机构也纷纷恢复，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产生了新一届政府的部委机构，为国家和法律、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无论是“文革”的发动，还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其后的改革开放，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变迁，是制度的某种历史断裂及其再度寻求新的制度均衡。正如张旭东指出的那样：“苏联‘老大哥’崩溃之后，许多人一直在想中国为何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理由可以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两次‘例外状态’着眼去思考。**个‘例外状态’当然是‘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悬置了它自身的法律常态。第二个‘例外状态’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它以粉碎‘四人帮’开始，但实质当然是在邓小平复出、克服了‘两个凡是’之后，以‘实践／真理’讨论、‘解放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一步步把中国带出了原有的体系。”　　2.文化管理机构的逐渐恢复　　与上述党和国家秩序的恢复进程相适应，文化领域的秩序也逐渐正常化，其标志是文化管理机构的恢复。在对“四人帮”断然采取措施的当天，党中央派耿飚带人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首先夺回了被“四人帮”长期掌控的宣传阵地。随后成立了由耿飚等人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重新恢复中宣部，确定其职能为：掌管全国的宣传、文化和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的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1976年11月，中宣部召开了**次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开始重新履行全国宣传工作的领导职能。　　……

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

    杨立青，男，1976年生于广东电白，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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