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生的书列举了无数的参考书籍，使好学的读者可以依着他的指引，进一步去寻求他引用的原书，更进一步去寻求他不曾引用的材料。这正是开山的工作。柳先生的论断也许有许多是我们不能赞同的。但他的方法是一种“纲目”法，纲是他的论断，目是他的材料；此法的用意是每下一句论断必须引用材料作根据。读者若能了解此种方法的好处，然后考虑作者的论断是否都有可靠的依据，那才能得着此书的益处。
　　梁漱溟（现代著名思想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柳诒徵先生著《中国文化史》，就曾举三事以为问：中国幅员广袤，世罕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抟结此者，果由何道？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吸收同化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果由何道？中国开化甚早，其所以年祀久远，相承勿替，迄今犹存者，又果由何道？此三个问题，便是三大特征。
　　吴宓（现代著名学者）：
　　近今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连镳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唯丹徒（今自属镇江市）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贯通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
　　胡先骕（现代著名教育家、生物学家）：
　　予初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先生正主讲中国文化史，不蹈昔人蹊径，史学史识一时无两。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实为开宗之著作。其门弟子多能卓然自立，时号称“柳门”，正与当时北京大学之疑古派分庭抗礼焉。
　　钱穆（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柳氏又为中国文化史……其书中精义，络绎纷纭，几于触目皆是，俯拾即得……
　　凡柳氏所陈宋、明、清三代学术大趋，与夫其分别异同得失之所在，较之当时群所鼓嚣之学风，尽力推尊清代乾、嘉诸儒之考据，而菲薄宋儒义理心性之学者于不屑一顾，正不啻恰相处在一对立之地位。然在当时，北方学者新文化运动之声势方张；柳氏讲学南雍……俊彦群凑，隐然为一方重镇。
　　缪凤林（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此书以六艺诸史为经，而纬以百家；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列举，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体例虽为近代史者，而性质则与无锡顾亭林《日知录》之中篇“治道”，阳湖赵翼《廿二史劄记》之第四类“综论历代史迹”相近；其议论亦在二氏之间，涵蕴富而义类宏，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
　　英士（现代著名学者）：
　　这是一本庄严郑重的巨著，从大体上看来，可以说是目前正统派史学家的代表作品。它既不泥古，亦不骛新。凡是未经确切否认的传说，它都姑予承认。凡是证据尚不充分的新说，它都置之不理。近人通病，每对古的过于怀疑，而对新的过于信仰，看了柳先生的著作，也许要笑他顽固。其实柳先生是不顽固的。例如他说“中国人种之起源，盖不可考”，便不像个顽固派的口吻。假使他在本书之内未言禹为大虫，而说禹有治水之功，这不是因为他对古史信仰过分，而是因为《古史辨》中所曾提出的疑问，至今还是疑问。对于一个正统派的学者，我们不可希望他把疑问当做事实。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本《文化史》是用过多年的讲义，在《学衡》上早已发表过了，柳先生也许是因为年纪老了，懒得修改，故对那些比较值得考虑的新说，亦未加以充分注意。
　　全书九十万言，大部分是重述古书，所以有人把它当做“史料”看待。然据我们看来，此书中颇有超过史料之处。最明显的是著者常在引用史料之际，参以己见，加以新的解释。书之主体，毕竟还是柳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见地，而非种种史料之堆积。
　　张其昀（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地学家、教育家）：
　　中国学者常讲读《易》与读史，哲学与史学是相辅相成的。史学有哲学深切著明具体的事例，哲学有史学疏通知远抽象的原理。两者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充分发挥出来。柳师著书宗旨，扼要言之，就是要表扬中国的民治精神和学者精神。前者指中华民族群策群力急公好义的精神，后者指中华志士提高人格注重节操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上册第十章题为“治水之功”。柳师论曰：“治水之难，以人工及经费为首。近世人工皆须以金钱雇之，故兴工必需巨款。吾国古代每有力役，但须召集人民，无须予以金钱。故史书但称禹之治水，不闻唐虞之人议及工艰费巨者。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西人但读《禹贡》，不知其时治水者，实合全国人民之力，故疑禹为非常之人。”柳师所说的力役，就是所谓“义务劳动”。孙中山先生手著《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极力主张“双手万能”的重要。因为大禹能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所以老百姓都能踊跃出力，众志成城，完成治水的大业。
　　柳师在《中国文化史》上册第廿五章《孔子》，表彰中国之学者精神。他说道：“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学真义，唯此而已。”他又说：“虽然，孔子之学非徒为自了汉，不计身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故修身之后，即推之于家国天下，其于建国、为政、理财、治赋之法，无一不讲求而蕲致用于世。”柳师对史学，主张沿流讨源，援古证今，讲明当代典章文物，以达经世致用之目的。他以为万事非财莫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历史的公律。他对于胡林翼“用士人理财”之说，表示赞同；对于传统说法“轻徭薄赋，便是美政”，他认为不一定都对。
　　胡焕庸（当代著名地理学家）：
　　柳师讲授的中国文化史，不仅文科的学生要听，理工科的学生也来听，足见其内容的精彩动人。当时在校内用铅字印成讲义，以后由钟山书局、正中书局公开发行过，即著名的《中国文化史》。
　　这部书共三巨册，约计七十万字，内容博大精深，真是无所不包，从历代的典章制度、文武攻略、各派学说、工商技巧、民俗宗教、货币服饰，无不追本求源，究其发展，举其功用，论其得失。用当今的语言来讲，它的内容，实际上包含着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开疆史、学术思想史、科技史、民族史、宗教史等，也可以说是一部百科性专题史。尤其柳师所用的夹叙夹议方法，引述一段原始资料，接着一段评论，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我们如再结合老师晚年另一巨著《国史要义》来看，那就不能不承认，老师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划时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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