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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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作者:李中华

开 本:16开

书号ISBN:7805796769

定价:32.8

出版时间:2010-03-01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9.1“抽象继承法”的由来
9.2“抽象继承法”的内容
9.3“抽象继承法”的遭遇
9.4“抽象继承法”的得失

第10章晚年定论——《中国哲学史新编》
10.1中国哲学史三部曲
10.2“不为馀子学邯郸”
10.3“请向兴亡事里寻”
10.4“完全从头开始重写”
10.5对春秋公羊学的表彰
10.6“非常可怪”之论
10.7向传统文化的复归

附一:冯友兰学术行年简谱
附二:参考文献
后记

国学大师丛书-冯友兰评传 相关资料

后记
一本书完成之后,总要写一篇书跋或后记之类的文字,以述作书原委,以明作者心迹。这也是中国学人自古以来留下的一个传统。本人亦不能例外。
谈起作书原委,首先使我想到《国学大师丛书》的设计者兼此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在我以往的经验和接触中,还未遇到过像钱宏先生这样对事业孜孜以求者。从他向我约稿的那一天起,便以不寻常的责任心和完成此套丛书的使命感,不断“跟踪”我的写作。当他发现我因杂务而有影响写作进程之嫌时,又不断监督并催促我要按时交稿,并毫不留情面。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宏先生的督促,此稿很有可能中途辍笔。如今即使交了稿,因本人不会科学地料理时间,故对此稿一拖再拖,以至成为此套丛书的最后交稿者。在此谨向钱宏先生表示歉意。此歉意中所饱含的除内疚之外,更多的则是对钱宏先生的敬意和谢意。
此外,在此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本来,此书曾约与我的朋友王守常先生共同撰写,无奈他因太忙而无暇顾此。但他还是同我共同商讨了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并共同拟定提纲。因此,对于此书的完成,实有守常先生之功。
在此尤其要感谢提要的英译者、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意青女士。此书在交稿之时,正值北大放暑假,几位英文较好的朋友又都不在北京。刘意青教授刚从延安大学助教回京,便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我当天即得到译文,真可谓“雪中送炭”。
现在,《冯友兰评传》总算交稿了。照常理,当一本书完成之后,作者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但对我却不是。这“不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传主的曲折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浑厚而深邃的哲学体系,实非一本小小的评传所能“勾玄探赜”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家。在他生前,我虽有幸亲聆其教诲,但自知不敏,故常抱“非日能之,愿学焉”之心态,向先生问学。今年恰逢冯先生逝世五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应该说是对这位已故哲学家的最深沉、最永久的纪念。
文摘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庭。他的故乡——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就坐落在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唐河——的东部,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这条哺育着未来哲学家的小河,像流经中国广表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条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奉献,以其无私的胸怀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地,养育着它智慧的儿女。唐河源出河南方城县西北,向南流经青台、泄源,西南经新野至湖北襄阳会白河,人于长江大支脉一汉江。唐河县即以唐河得名,古属唐州,位于南阳、泌阳、新野三地之中枢,汉魏以来,历为文人荟萃之地,尝有人杰地灵之说。
冯友兰的祖上并非河南人。“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①在祁仪镇冯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亩,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去考过秀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就不再应试,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冯玉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云异,字鹤亭。次子名台异,字树侯。三子名汉异,字爽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某种寄托,特别是希望子女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成才。在冯老先生三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异”字,盖老人希望子女长大后都能成为异于寻常的人。
冯友兰的父亲台异,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人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①如果成为进士,则更进一步,就算登人仕途,可以作官了。按照这样的标准,冯友兰的家族门第,在当时可称为“书香之家”,把这种门第接下去,即称为“耕读传家”。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耕读传家”是以乡绅地主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层层系的基本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子弟条件优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读”便可承袭高官厚禄,而广大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生活艰辛,没有更多的财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读书,因此则只能“耕”,不能“读”。只有乡绅地主因财力有余,其子女读书人仕的机会比一般农民多得多,因此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它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冯台异自1898年进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之间的8年中,一直作为仕途上的“候补”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②这就是说,“进士”作为科举中人,可以作官,但不一定作得上官。因为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没有官场上的后台支持,没有台前幕后的权钱交易,仅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是很难跻身于仕林的。冯台异虽是进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达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新式教育,开了一所称作“方言学堂”的外语学校,方谋得一个相当于现在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的职务。这一职务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还算不上官,只能算是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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