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和大众媒体对改革的范围和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股争辩的浪潮当中。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争议性，其中包括苏联制度变革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冷战结束的原因等。关于冷战的结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因为政治家仍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此外，这还与一个更为广泛的、也是具有现实价值的课题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一个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怎样才能实现转型。这些都是本书将探讨的主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众人相助，在此谨表谢意。开始，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埃利奥特基金资助了一些与本书有关的学术访问活动，英国科学院小额研究补助项目则为*近的一些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两项资金来源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对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进行了多次访问，并且卓有成效。其中，我对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俄罗斯、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的盛情和他们让我担任2006年度亚历山大·达林纪念讲座主讲人的邀请。
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面向一般公众开放(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局会议报告)，就获准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查阅研究资料而言，我要特别感激戈尔巴乔夫、伊琳娜·戈尔巴乔娃和切尔尼亚耶夫。除此之外，我还要对该基金会的库瓦尔金、兹德拉沃梅斯洛娃、帕拉日琴科和库兹涅佐夫致以谢意。我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得到了萨弗兰斯卡娅的鼎力相助，我十分感谢她。除了《全宗89》和《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外，我还利用了国家安全档案馆收藏的“冷战的终结”的文献。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达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助理档案员利登哈姆和索罗卡，向我介绍了该所丰富的文献资料，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波德斯科拉诺娃在研究方面给予的帮助，使我不仅广泛利用了《全宗89》的内容，还有机会阅读了一些访谈，这些访谈是作为有关冷战结束的“胡佛研究所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莫斯科)文件集”的一部分收藏在那里的。
我也非常感谢身边那些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秘书威尔科克斯欣然接受了把一些过去的文章重新录入计算机的任务——它们出现在本书第二部分。他总是能用某种方式把中心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的两个工作妥帖地兼顾起来，同时作为后者，他还能帮助确定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有参考价值的书籍摆放在何处。我还要感科兹洛娃在牛津期间所做的一些娴熟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梅佐使我注意到了几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帕特，她编辑了全书的索引。1966—2006年间，我曾先后四十多次访问俄罗斯，在大多数访问中她都陪伴在我身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礼物。
我认为其他学者对本书的两章内容所做出的评论很有帮助。库瓦尔金教授给我提供了关于第六章的宝贵意见。同一章也从2005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中东欧研究国际理事会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提问中获益匪浅，当时，这一章的*初版本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大会。普拉夫达和沙拉普阅读了第九章——关于冷战结束的初稿。我对他们二人提出的有益评论表示感谢。毋须多说，如果第六章和第九章因我的解释或任何事实或判断错误而受到指责，与对它们提出善意评论的人无关。访问莫斯科总是令我非常愉快，因为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好朋友。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别感谢雷尔和西蒙尼扬、奥博龙斯基和奥博龙斯卡娅，以及戴维和高恩，感谢他们的慷慨好客和友谊。
我由衷地感谢各位编辑和出版者(他们都在美国)允许翻印我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第二章除外，因为发表那一章的杂志《共产主义问题》将翻印的权利授予了作者，并且，不管怎样，它已于1992年停刊——这个决定并不令人吃惊。虽然《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是通过国会投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但是它享有盛誉，这是由于它发表的分析文章不仅立意高深，而且在观点上也百家争鸣，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
如果本书的某一章已在其他地方发表或利用了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有关*初发表的情况会在那一章的**个脚注中注明。我十分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重新发表旧作：《世界政策杂志》的出版者允许重新发表第三章和第四章；《革命记事》的编辑布伦伯格和名人图书公司允许重新发表第5章；《斯拉夫评论》的编辑戴凯恩克尔和该杂志的出版者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允许我在第七章中大量引用我在该会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编辑布雷斯劳和领先出版公司允许我重新发表我在《后苏联事务》上**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第八章的基础。由于作为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基础的一些文章是在苏联解体后写的，因此我做了一些删节，也增加了不少新材料。
阿奇·布朗
2006年于牛津
后记

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本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第四、六、七、八、九、十章由我翻译，前言、一、二、三、五章由许宝友、张文成翻译，由我的同学周厚虎、刘红叶、阮金之、葛红亮、张亮霞、殷倩进行了校对，由我再进行一次总校对。
我还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左凤荣教授。每当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和不解的问题时，她总是能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她对苏联以及俄罗斯历史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推动本书的翻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后由左凤荣教授进行了校订，解决了许多技术性问题，提高了本译作的质量。
由于原文中的注释繁多，并且某些是以英文拼写俄文的方式出现，我们对此进行技术处理，当然也保留一部分这样的注释体例，以供读者参考。
译者对书中一些不当的地方做了删节；另外，作者从西方视角出发的许多看法，请读者阅读时加以鉴别。
翻译是一项不断学习和不断完善的工作，对于书中所存在的纰漏和不足之处，我想向读者表示歉意。
该书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7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图景。作者阿奇·布朗教授使用了大量档案文件，以“剥洋葱”的方式一点一滴、层层深人地为我们分析了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及其给苏联和世界带来的根本变化。相信读者能与译者一样，从中了解和学习到更多知识，不仅仅是关于苏联的历史，也有治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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