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很大，足以容纳80人左右，但是政治局会议禁止速记员参加，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的人包括总书记的助手。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从斯大林时期以来一直严格执行的一条禁令，即不仅禁止做速记，而且在会议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笔记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似乎也可能)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这个不成文规定，那么他显然对它视而不见。确切地说，他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梅德韦杰夫，都是一丝不苟地做笔记的人。没有理由怀疑这三位政治局会议参加者记录和誊写的笔记的完整性。从我对这些记录的解读来看，存在的唯一偏见是，这些人更感兴趣于记录戈尔巴乔夫的言论，而不是同样详细地记录政治局其他每位委员的发言。这些记录偶尔也会提及另一位发言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但是不记他所讲的内容。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不是在做正式的记录，而是在寻找政策线索和行动原则，出现这种差别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制度的等级性，在那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员的观点都显得更为重要。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本人都是坚定的改革者，他们一直也是戈尔巴乔夫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样记笔记有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即他们的笔记可能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表达的保留意见。虽然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记录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保守的政治局委员的观点所占篇幅比“正式的”记录中看到的篇幅少许多。
“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负责人的监督下制作的——所有文件(包括公民致中央委员会或总书记的信函)都要经过这个部门才能向上传达。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可能从速记员秘密记录政治局会议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帮助。关于记录过程，有一个版本说，速记员就在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下面的一间房子里工作，有人把会议情况传输给他们。还有一个版本说，他们靠听录音工作。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速记员在单独的一间房子里工作，逐字逐句地记录中央委员会会议和*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发言。然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确切地说，如果把录音带给了速记员，那也是没有经过批准的。
无论速记员是否参与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工作——迄今为止看到的证据是矛盾的，很显然，不会由他们来决定保留什么和不保留什么。事实上，博尔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岁月的回忆录中，就透露了这一做法的制度规定。在描写政治局会议的座位安排时，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左边还有个桌子，桌旁坐的是总务部负责人和**副手。他们负责记录工作”。
总务部负责人负责会议记录，这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后担任总务部负责人的是卢基扬诺夫和博尔金，博尔金于1987年接替卢基扬诺夫。除了担任总务部负责人之外，他们还都参加了1991年8月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并因此度过了一段囹圄生涯。在改革初期，有理由假定他们俩人都是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但是自1988年起，随着改革进程的激进化，他们越来越失去幻想，开始接近领导层中比较保守的力量。博尔金从1981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直到1987年晋升为总务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仍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密切共事。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担任苏联总统后任命博尔金作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因此他在1991年参与政变被戈尔巴乔夫和其亲信视为是特别严重的背叛行为。
博尔金在他对戈尔巴乔夫半回忆半批评性的传记中表示，早在1991年8月*后摊牌的几年之前，他就对他所伺候的这位领导人的作风感到不满，对他的决策不再信任了。作为一个在急剧变革和混乱年月里负责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的人，他在决定什么内容收入或排除于速记员准备的报告时，很可能选择了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式的”记录可以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助手所作记录的补充。鉴于博尔金对他的政治主子的敌视与日俱增，这极有可能使他的报告带有偏见，因此“工作记录”不应当被当做*可靠的记录。毫不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相信博尔金所批准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权威性”。我与少数利用“正式”记录的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把它们视为宝贵的资料来源，认为它们可以提供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一些事情的详细情况。说到对它们的使用要极其小心，就我判断，不是因为报告不准确，而是因为可能存在编辑干预和选择倾向，尤其是在1990—1991年的危机年月里。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套官方正式制作的会议记录存在。一套是工作速记记录，它逐字逐句记述了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但不送给他们本人，甚至可能也不送给总书记审看，因为他还有堆积如山的其他文件要阅览。这份记录仅有一份原件保存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另外一套记录与工作记录不同，它们可以称之为会议纪要，主要摘编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记录下了政治局会议做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决定。前者并不散发，但是纪要常常以会议记录摘要的形式——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送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其他所有或某些成员，具体送给谁，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与谁相关。这些文件中的大多数文本可以在《全宗89》的档案中查到。
政治局会议在星期四召开，博尔金在星期六向速记员口述会议纪要，同时他也可能完成了会议工作记录的文本。从现在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的工作记录中，可以看到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的详细记述。关于这些记述的编纂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点现在清楚了，那就是总务部负责人对于什么内容将写入这些记录拥有*终决定权。因此，在领导层分歧扩大的那几年里，正是博尔金，这位长期与戈尔巴乔夫存在意见存分歧、对戈尔巴乔夫愤懑不满，并且*终在1991年8月公开站出来对抗的人，决定了在会议记录中谁说了什么，是否重要并值得保存到后世。
在改革初期，西方主要辩论的问题是：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采取的一种装点门面的策略。现在，对于戈尔巴乔夫究竟打算在变革的道路上走多远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发展仍然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学者们不断引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并想当然地认为该书就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为权威的阐述。然而，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念实质上在1988年已经变得更加激进了，并且在继续演变。一份迄今尚不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3月完成了另一部书的手稿，但是他决定不发表。在这部书稿中，他的思想已经比1987年时更为前进了，但是与他提交给1990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或与他提交给1991年7月25—26日中央全会的党纲草案相比，这本书只是他政治思想演变的一个阶段——这些文件得到了大会和全会的批准，但很多与会者显然毫无贯彻实施它们的打算。虽然这份尚未发表的手稿也远不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展的*后定论，但它是一个应该引人注意的历史文件。我非常感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允许我查阅了它所收藏的这份文件。这本书的名字叫《改革——生活体验：日记手稿》，本书多次引用了其中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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