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宾客和喜宴，也没有朋友的祝愿，因为并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只有一张印刷粗糙而俗气的结婚证书，大红的底色上印着金色的双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那是两张年轻而稚气的脸，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这是我对一生中唯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记忆。
那是1986年的9月29日，去德国留学的前夜。
在1980年代初，出国的机会比现在要少许多，尤其是取得公费奖学金，更是难上加难。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建筑学系的两个班级，各抽出一名学生去进修德语，准备一年后选拔出一名学生派往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当时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名叫俞霖的学生被选出，这样我和他便偶然地碰到一起。
俞霖是被当时的系主任称为“不可多遇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后来学院的院长也说过“像他这样的人才，七八年才会出一个”。他的设计作业和画作总是挂在系走廊的陈列橱窗里当作范例供人参观，自然他的名字在同学中也颇有几分名气。我印象中的他个子瘦瘦高高的，有一张孩子气的脸，总是笑眯眯的，举手投足之间不时透出一股灵气，好像话并不多。
遇到学习中有难题的时候。许多同学愿意去找他，据说他和善谦虚、乐于助人。有些设计图经他一改分数就会高出许多。
直到开始去学习德语时，我们才正式认识。学习了几个月后，没人解释原因，那个留学名额分给了外语系的学生。
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次恢复高考的“七七级”学生，和后面的“七八级”相差只有半年，而德语学习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我们很想抓紧补习以便跟上“七八级”课程以及研究生考试，因此像散兵打游击一样，同时在两个年级听课、补习，进进出出几乎形影不离。
那时比较熟悉的老班级同学喜欢和我们开些善意的玩笑，说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我们自己却傻傻乎乎的，为完成一个个考试而疲于奔命。那年没有去成维也纳，反而成全了我和俞霖的缘分。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么愉快，那么开心。
为了补上这半年缺少的课程，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业余爱好，像看电影、读小说、缝衣服，以及刚刚开始允许跳的交谊舞。只有假期的旅行和学生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不愿放弃，因为太喜欢摄影了，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那时会在假期拍许多照片，然后整夜在暗房里冲印、放大照片，没有专业书籍和指导教师，浪费了许多胶卷、相纸。不过假如没有这些浪费，也许不会有今天。
在那几年中，我们有过三次机会去德国留学，其中有两次是俞霖到德国后读博士的**导师贝歇尔（Max Baecher）和第二导师史密特（Peter Schmidt Thomson）邀请的，当时他们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作几个月的短期讲学，我俩不光听课，也担任翻译及陪同，所以与他们交了朋友。贝歇尔教授当时问过我名字中文的意思，此后，他们夫妇亲昵地把我称做“小精灵”。他来讲学时曾把德国一项他主持过的建筑设计竞赛拿来当练习题让我们做，学生们挖空心思在这块空地上造一个漂亮的公共建筑，设想五花八门。我当时什么建筑也没考虑。而是将它搞成一个有绿化、水及雕塑的公园，他为这个想法叫好，因为没人想到。他说可惜投标早已过去。他还是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而且还把这设计方案拿到德国专业杂志上发表，并把我的设计图带回德国。多年来一直挂在他的教研室里。
他们的好意邀请被我们婉言谢绝，因为我们，特别是俞霖不想太麻烦朋友，还想靠自己的努力考公费奖学金。
还有一次是我的好友格尔达（Gerda Cordes）女士邀请的，她是我当时在上海的好友，她在华东师范大学里教了两年德语，很想学习普通话，我也很高兴有机会练习德语。在那几年中，我们常常周末见面，一起看展览或看电影，然后去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坐坐，那时的上海咖啡馆寥寥无几。大部分宾馆则要有外国人一起时才可随便进出。她也知道我和俞霖一直在等出国机会，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她与作为建筑师的父亲商量，准备邀请我们俩去德国读书，由她来做经济保证。我们虽然很高兴她能这样主动与诚恳，而且也盼望快一点出国，但仍想等待公费奖学金，而且相信，以我们俩的成绩只要有留德名额是非我们莫属的。我和格尔达的友谊至今已有二十几年，她常常把这件事讲给其他朋友听。她说在中国教过那么多学生，很多人都曾经请求过她帮助出国，她没有能力帮助那么多人，但主动提出帮助我们，却遭到拒绝。虽然我们的拒绝使她深感意外，但也使她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纯洁，没有利益等因素掺杂其中。
终于在1986年等到了公费出国的机会，这与1980年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奖学金机会相差了整整六年。俞霖已是我们当时系主任、中国建筑界元老冯纪忠教授的助手，我则刚刚读完研究生毕业留校。这两个奖学金来之不易。我们天天盼望能早日成行，生怕夜长梦多。
我们有意将婚期拖到不能再拖，直到一切稳妥，不仅通过了各种审查考试，护照拿到手，签证也已取得，机票是9月30日下午的。29日下午匆匆去结婚登记处领了证书，没能来得及与家人吃顿晚宴庆祝一下便又继续去整理行装。那么多想要带的东西全要精减到二十公斤的箱子里，多少心爱的东西不能带走。那一夜我们虽然很累，心情却非常愉快，等待了六年的’机会终于到来。当时并不知道这一走会改变我整个一生，但无疑这是我有生以来*重要的也是*远的一次旅行。
第二天上午，传呼电话亭的阿姨拖着长长的上海腔叫：“王小慧——听电话！”我从窄窄的木楼梯冲下楼，跑到马路对面的电话亭，心想大概又有朋友来道别了。没想到电话中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系党总支的工作人员请我们到学校谈话。
“怎么来得及？乘公共汽车往返可能会拖上三四个小时，我们的飞机会误点的……”
“你们先不要考虑出国的事了。”又是那么冷冷的像机器里发出的声音，似乎没有性别。
“为什么？”
“你们来了再说吧。”电话挂上了，那嘟嘟的声音使我一片茫然。
在去同济大学的路上，我感到手心发冷，似乎后背也透着凉气。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这早就确定的事在*后一刻被全盘推翻，听去没有一丝希望？那中性的声音说得那么肯定，不至于是我们结婚的事被人告发了？那时是不太可能让夫妻俩一起出国的。
向来沉默寡言的俞霖，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只是紧紧抓住我的一只手，双眼看着窗外。公共汽车开过当时并不那么繁华的延安路、四平路，自行车夹在缓缓行驶的汽车之间，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都市一幕，但这个城市的一切似乎都与我们无关。那时我还不太懂得命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只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东西在左右着你，个体是那么渺小，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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