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溍评传-人物传记 内容简介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祜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入仕后浮沉州县，白首登畿，入直词林，侍讲经筵。黄浯会融文理，合而为一；研精佛学，解行兼全；随遇旷达，仕隐无碍。黄浯诗文兼擅，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诗歌“不苏不黄，超绝町畦”。其弟子宋濂、王神为明初文坛领袖，开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黄浯与虞集、揭傒斯、柳贯一起列名“儒林四杰”，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　　《义乌丛书：黄溍评传》探讨黄溍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的成因；以及思想构成和文学艺术成就。

黄溍评传-人物传记 目录

**章 家世与宗族
一、义乌洞门黄氏世系
二、诗书世泽，节义宗风
三、敬宗意识与宗谱编纂

第二章 地域、学派与士人网络：黄浯的师友渊源
一、师承授受与思想谱系
二、交游耆旧与文采风义
三、师友影响与出处选择

第三章 难进易退：黄浯的游宦生涯
一、奋由一第
二、州县沉浮
三、白首登畿
四、提学江浙
五、人直词林
六、林下休致

第四章 酌古通今：试策与黄浯的政治关怀
一、试策制度与策题拟定
二、乡试对策中的政治理想
三、策问：通达治体，善为疑难

第五章 文苑或儒林：黄浯儒学史地位的衡定
一、举场程文与黄浯的儒学素养
二、《日损斋笔记》：根据分明，不同臆断
三、黄浯与宋元之际浙东儒学
四、义理与文章的分合

第六章 佛学与学佛：黄浯的佛家思想及信仰
一、早岁学佛：聿熏旃檀妙
二、晚年喜为浮屠
三、会一趋同的佛教观念

第七章 地域、交游、出处选择：道家思想与黄浯的人生思考
一、婺州地域与道家文化
二、与道教人士的交往
三、出处思考与道家观念

第八章 自成一家：黄浯的艺术论与书画
一、书画题跋中的艺术论
二、雅善真草，笔札峻逸

第九章 诗主性情，文依经史：黄浯的文学观念
一、言诗而本于人情
二、六经根本，二史波澜

第十章 以文辞鸣当世：黄浯的文学成就
一、黄浯创作的发展阶段
二、元诗文献中的黄浯诗
三、平实流丽、超绝町畦的诗歌创作
四、文章：“类欧阳永叔”与“类王介甫”
五、文脉流传中的黄浯

参考文献

黄溍评传-人物传记 节选

　　《人物传记：黄溍评传》：　　（二）师群经，友迁、固 强调文成于学，反映了黄溍文章观念中重视性理的一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蕲向，并未能为如何提高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门。黄浯所倡行的细化的文章经验，是通过宗本群经、取法二史来实现的。宋濂自述学文经历，言及自己对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及游黄文献公门，公晦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①”黄溍的训诲包含了几层含义：文章根本在于宗经，经学深湛则文章淳雅；但仅重性理容易导致文章典实有余而质木板滞，故而需要学习史家笔法来增强文章艺术性，使之活跃而富有灵动之气。而这两端当中，宗经则为根本准则。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宋濂更重引此说，以识师法：“昔者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两论对照，师群经决定了文章的内容；而法二史则影响了文章表达。造性理本源，尽文事之变，这与合程、朱、欧、苏于一的主张契合，反映出黄溍文章观念的一致性。后人称赏“此言约而能要，宋文宪公屡称之以励学者”②，并奉之以为圭臬，足见此说影响并不仅限于师门。　　这一观点的具体意涵，黄浯并未形诸文字，而其门生宋濂、王袆却多称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王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们所指称的“文”的具体内容。对于“文”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与人文之说，有代表性意义，同时此文中已有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倾向。宋濂的见解大力突出了道对于文的规定作用，在为王袆所作的《华川书舍记》中，他强调“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这样的标准自然只有圣人之文方能符合。在他的梳理下，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学未闻道”，而“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他所罗列的几乎尽是后人所推重的文章大家，遴选结果却是无一合辙，悬的之高令人惊异。　　合于这一标准的，不过寥寥数人：“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除孟子之外，其他皆为理学家，显然是以为理学家所推明的道，延续了圣人之传。他们的文章方为极则，是学习的典范：“士无志于古则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讲先生尝言之。”圣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因而宋濂转述的黄浯的论点，其实质仍在于宗经。　　根据上述论点来判断，黄浯的文章观念基本不出理学家文论范围，作为常规话语，似乎早已失去重述的必要。不过这其中尚有未发之处，而正是这被遮蔽的存在，构成了黄浯文章论的独特性。黄浯所说的师群经、法二史不仅仅是对文章轨范的限定，更体现了文类观念。黄浯将文章分为两大类：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师群经一说所针对的，是载道之文；而法二史则是对纪事之文的要求。因而这一观念其实在重视性理、引史入文的同时，也具有提领实际写法方面的效用。　　这一分类论文的见解在王袆《文训》中有充分表述。王袆自陈“华川王生学文于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于是“太史公一日进生而训之”，因而《文训》中的观念皆直接秉承黄溍而来。文章提出：“文有大体，文有要理。执其理则可以折衷乎群言，据其体则可以剸裁乎众制。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气。才以为之先驱，气以为之内卫，推而致之，一本于道，无杂而无蔽。惟能有是，则统宗会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为文之至乎？”这与上文所言的文成于学构成呼应，是重道的表现。接下来文章对诗词四六、科举之文、金石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论列，而皆意犹未足，于是引出文类概念：“抑吾闻之，文有二：有纪事之文，有载道之文。”纪事之文当推史为极则，“文之难者，莫难于史”，“文而为史，诚极天下之任矣”。可见黄溍对文章的这一区划，是着眼于文章的*高境界，而并非对文体的逐体细分，由于史体代表了文章的*难之体，因而可以举以概全。史体当以迁、固为法，是因为“盖自纪表志传之制，马迁创始，班固继作。　　纲领昭昭，条理凿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卓。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榘矱。论者以谓：迁、固之书，其与善也隐而彰，其惩恶也直而宽，其尊华也简而明，其防僭也微而严。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晔、陈寿之流，则遂肆意妄纂，曲笔滥笺。暧昧其本旨，而义驳以偏。破碎其大体，而辞谫以纤。况乎哗、寿之不若者，则又卑陋而无足观矣”。在体例、笔法、义旨方面，二史皆远迈群伦，足为效法对象。　　不过文章并不以史体为极致，“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未也”。文章的*高境界即为群经，“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经各有轨范，“圣人之文，厥有六经。《易》以显阴阳，《诗》以道性情，《书》以纪政事之实，《春秋》以示赏罚之明，《礼》以谨节文之上下。《乐》以著气运之亏盈。凡圣贤传心之要，帝王经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极，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是乎有征。斯盖群圣之渊源，九流之权衡，百王之宪度，万世之准绳”。载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经的优长：“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乐》以求其通，本之《礼》以求其辨。夫如是，则六经之文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达到这一标准，文之能事也就穷尽而无余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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