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黄鸟》载：“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写的正是秦穆公去世之后国人对他的悲悼，言秦国的子民都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回秦穆公。这样一位国君，在外图霸业的同时，没有忘记内修国政，无疑深得人心。
　　秦献公
秦献公名连，一名师隰，又称公子连，在位23年（公元前384－前362年）。他即位的时候，国内局势不算很安，宦官掌权多年，所以，秦献公初登皇位的前些年，还是以安定人心、发展经济为主。
秦献公元年即位的**件事，就是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在这项制度盛行的时代，秦国每年都要杀死大量的青壮年奴隶以显示贵族的身份。秦国地广人稀，本来劳动力就不够，故献公废除这项制度，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用于国家建设，获得了实际成效。此外，献公还鼓励人民繁育多生，国家予以补助和奖励；又施行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种地、放牧。这样一来，秦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用人就得到了保障，更开垦了很多荒地。国力增强后，献公立即进行迁都事宜，把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东部地近河西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表明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
即便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渴望，秦献公还是没有轻率用兵，只是一门心思地埋头改革，搞国家建设。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献公在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等地设县，直接掌握了这一片边境地区。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又颁发了一道新的命令，“令民为户籍相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一来，臣民必须向国家申报身份、户口。此外，这道命令还规定了家出一丁、五户成一伍、十户成一什的“什伍制”，仿效军队的编制来编组民众，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助耕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并赋予告密防奸、联保连坐的维持治安责任。秦户籍相伍。这样的制度很容易把国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易收到同心协力的效果，可以说是战备时段*适合的国家形式。这样举国上下奋斗了十年，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大幅度增加，军队素质也磨炼了多时，献公晚年，秦国才把试探的步伐迈向了中原。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对周天子显王不敬，献公便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并且在洛阳大败韩魏两军，天子大悦。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以打回老家的口号攻魏，一举夺回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这在战国时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巨大胜利，献公也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的称号。
在秦献公在位的23年中，秦国的内部事务前所未有地稳定和繁荣，国富然后兵强，秦人更在战争中又一次触摸到了往昔的荣耀，秦国离中原又近了一步。
　　秦孝公
秦孝公名渠梁，在位23年（公元前361－前338年）。《过秦论》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写的正是孝公一朝君臣的功绩。
孝公继承了献公的王位，也继承了献公逐鹿中原的梦想。当时，敏感的孝公觉得各路诸侯还是看不起从荒蛮之地崛起的秦国，愤然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光有愤怒是不够的，他“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之余，更提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求贤令。于是卫国人商鞅款款登场了。
有现代史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咸阳街市上竖起那根木头时，历史的进程就已经注定了。商鞅变法的内容多矣，统而言之，方向是一个：让国家拥有对人民切实的控制力。他力行“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又配合设立了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制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总共在秦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县）。这样，国家任命县令，县令通过户籍制度直接管辖属下人民，而人民被鼓励留在土地上劳作而非在市面上浪荡，整个社会的稳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当时的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商鞅为此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通过县令推行下去，这样，全国的赋税标准就得到了统一，浑水摸鱼的事情就杜绝了。此外，作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秦国要实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梦想，唯一的选择是打出去，有鉴于此，商鞅变法把军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的法令规定，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设定二十级爵：一级日公士，二级日上造，第十九级日关内侯，二十级日彻侯。每一级爵位均配有相应的田宅、奴婢和衣服等次；又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明确了赏罚的标准，使得秦人清楚地知道荣华富贵要从哪里去获取。
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的做法，使得秦国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战国风气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大好局面。
　　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名驷，在位27年（公元前338－前311年），是孝公的儿子，秦武王和秦昭王的父亲。传到他手里的秦国，已经不是当初马疲民弱、闭塞狭陋的小国家，经过献公、孝公两代人一以贯之的变法图强，秦国已经跃然成为**流的强国。
不过，惠文王深刻地懂得成败系于一线的道理，并没有躺在父辈的余荫里不思进取。他在位的27年并非波澜不惊：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齐六国“合纵”攻秦，秦国虽然军力雄厚，可是要应付六个国家的同时进攻，到底力不从心；谋士的“朝秦暮楚”更使得局势扑朔迷离。幸好，天佑大秦，秦国得到了张仪。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过人的胆略见地，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惠文王得以“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史记•李斯列传55），化弭了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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