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集 本书特色

本书是一部史学文集，内容包括：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关于“劳动创作人”的命题、人类远祖的新发现、现代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等。

求知集 内容简介

1982年，我考取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进行学位论文的选题。当时杭州的外文资料还不多，只得赴北京查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我**次读到了一本题为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的小书，并为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我*终选取了古希腊迈锡尼时代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无论是我们的国家、学术界，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那本小书主人公的形象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一个名叫Michael Ventris 的英国人，14岁上中学时因为在伦敦听了一场关于克里特文明及线形文字的考古学讲座而产生于强烈的兴趣；后来他选择了建筑师为自己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成了英国皇家空军中的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他又去做建筑师，并有不俗表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在中学时候的志趣，在业余时间里不断研究线形文字，*终于1952年成功地释读了这种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的古代死文字。
　　Mihael Ventris为什么要把有限的生命花费在这种不能带来任何实际利益的业余研究上呢?他为什么没有把宝贵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获取物质报酬的活动中去呢?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根据高度物化了的学术标准，他的行为简直有点愚蠢。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像Michael Ventris那样的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谢里曼，商博良，罗林森，罗振玉，王国维，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人类除了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外，还有精神上的追求。导致人类进行这类精神追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天生的求知欲。人类的求知欲，既体现在对自然现象的探求上，又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探求上，还体现在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正是有了求知欲，所以，人类才不同于其他生物；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才有不断积累的知识；正是有了求知欲，人类的生活才显得崇高、有意义；正是有了求知欲，才有了科学与教育。在人类的求知欲面前，所有学科一律平等。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一开头就明确地写道：“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而选择的科学比那为后果的科学，更加智慧。……不论现在，还是*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好奇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是人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科学。”(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卷，苗力田编：《亚里斯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为知识而求知，让科学像一个自由人一样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像奴隶一样为他人而活，让科学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亚里斯多德所追求的理想，这也是人类知识所向往的*高境界。但是，在古代中国，这样的思想却难以见到。稍晚于亚里斯多德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曾这样写道：“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辨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奸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谓之上愚，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知识分为有用的与无用的两大类，其中无用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只有那些有用的，才值得人们花费精力去研究。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与苟子对于知识的思想会如此不同?是不是因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实太多、所经历的苦难太多，根本不允许学者们有闲情逸致去探究那些以满足人的智力爱好为惟一目的而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形上”之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孟子曾提出一个关于“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千百年来，这一人格标准一直为中国人所崇尚。但是，在古代中国，没有人把这个标准移加到知识上，没有人倡导人类知识的独立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漫长的岁月中，知识或屈从于权力，或屈从于财富，或屈从于暴力，而没有获得“自由人”的自主身份，就像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一样。就像中华民族曾经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一样，人文知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多灾多难的。在封建社会中，人文知识由于受到了封建帝王及封建体制的特殊恩宠而无法得到自由的发展，结果是发育不全，成了一个畸形的怪胎。历史还告诉我们，人文知识曾经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备受摧残。同样，如果用科学的名义扼杀科学的灵魂、用“器”的标准强暴“理”的原则，那么，*后的受害者将不是某个学科，而是整个民族。
　　荀子提出，要抛弃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只研究那些有用的知识，因为，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识，“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的议论振振有词，实际上，古代中国对于那些没有用的“知说”确实是进行排斥的。但结果呢?与荀子所设想的正好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小人”或“伪君子”要大大多于正直的君子；各行各业的工匠们虽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近代科学并不是在中国诞生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压制了科学技术，但是，统治者们却没有因此而得以长治久安，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多灾多难。相反，在倡导研究那些无用之“知说”的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高等教育体系，并且依仗着发达的科技*终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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