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下，我和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会的同事们主编了一套《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资料及研究丛书，即《石家庄集中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伪满劳工血泪史》《中国劳工在日本》，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在石家庄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日本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石家庄集中营遗址上举行了“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奠基仪式。首次正式把日军在华北建立战俘集中营、奴役战俘劳工的罪行资料全面系统地揭露到国际社会。

为了搞好这些纪念活动，在编书开会前，我们向各省市发出了征稿、征文通知，结果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大集中营和一批小集中营。当时我想，这些沉睡在历史风烟中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实真相，若不抓紧发掘，恐怕将随着事件见证人的相继故去，而永远被岁月掩藏、被世界遗忘。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讲，这件事应该有人管、有人干，但客观上却没人管，也很少有人干。就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来说，也很难将其纳入正常工作，纪念活动一结束，又要转回到党史征编工作上了。我决心把这个课题继续搞下去，但如果还是业余时间搞，恐怕再搞二十年也搞不清。恰巧赶上河北省地方机构改革，石家庄地、市合并，市委市政府号召年龄五十岁，工龄三十年的干部提前离岗、内部退休。为了支持机关的机构改革，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集中营这个课题，于是我主动申请、并在1995年4月办理了提前离岗的内退手续，专门研究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劳工这个课题。这样做虽然对自己的职务变动、职称评定、工资住房等生活待遇会有很大影响，但却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调查的自由。

民间调研有两大困难，一个是缺少经费，一个是师出无名。外出调查采访，走访一般幸存者可以不要介绍信，但要走访领导干部，到党政机关调档案查资料，没有介绍信、没有盖公章，就没人接待。于是，自己就努力把民间的调研纳入国家的科研规划，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并得到国家的支持。1996年，应河北大学刘宝臣教授的邀请，一块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研究”；1998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中国学者对中日历史的研究，于是，我申报了“日军设在华北的七个战俘劳工集中营的调查研究”，同时应邀参加了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谢忠厚研究员申报的“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工作。这些课题的立项，为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罪行与集中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也解决了一部分经费。于是我同退休的老伴，一块到华北各地查档、走访，一个一个地实地考察华北的集中营。外出采访，我做记录，她拍照片，回来一块做文字整理工作。但没过多久，孙子、外孙相继出世，老伴被拴住了，单靠我一个人放“单飞”，根本完不成庞大的调研任务。于是，我和全国各地关心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网络，资料上互通有无，工作上互相支持；并邀请一些在校大学生和民间志愿者参加调研，建起了自己的研究室。为完成这个课题，先后投入十余万元，购买更新了几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办公设备，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进行书稿编排、光盘刻录。

根据战争受害者的要求，我们还把日军侵华罪行及集中营调查同民间对日索赔结合起来，帮助二战掳日劳工和遗属建立了民间组织和诉讼团体，用我们调研结果和史料证据，帮受害者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法庭诉讼。这虽使自己贴上了不少经费，占去了大量时间，但受到广大战俘劳工及家属的欢迎，走到各地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自己也感到能“为战俘劳工讨公道，为中华民族争尊严”做一点事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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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作者简介

何天义，中国民间战俘劳工问题研究专家，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员、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员，开办日军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出版有《日军侵华战俘营总论》《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三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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