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艰难漫长的寻觅之路

1.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2. 万人坑到底在哪里？

3. 从石家庄扩大到全国

4. 与旅美华人团体的“史料抢救”

后记

再版后记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 相关资料

艰难漫长的寻觅之路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1985年，我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征集石家庄抗战时期的党史资料，其中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调查抗战时被俘的中共党员在石门南兵营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斗争活动。

石家庄市在抗战时期称石门市，这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但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走访调查。首先看到的资料是市政协文史资料登载的几篇回忆和本室档案中保存的几篇被俘党员的调查材料。在进一步调查中，才弄清石门南兵营的来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绥线、津浦线、平汉线，分三路对华北展开进攻，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37年10月10日，日军同中国军队在正定古城和滹沱河畔经过五天激战，占领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是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所以，日军进驻后，仅几个月时间，就在石家庄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二十多处仓库、医院等军事设施。南兵营就是日军在石家庄南部强占农民的田地建起的临时兵营，用以驻扎日本兵，同时也关押外出作战抓捕的俘虏，后来日军调防，这里便改成了俘虏收容所。1941年8月，因为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签订协议，要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充当特殊工人，日军将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1944年，因为日本内阁决定把华北战俘训练后送往日本本土当劳工，日军又把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训练所。从1938年到1945年，七年间，日军在这里关押了约五万抗日军民，约两万人被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约三万人被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本土当劳工。为了管理这些战俘，并强迫他们在当地从事繁重的劳役，日本不仅派出军队对战俘实行监狱式管理，还组成了庞大的战俘管理机构，对战俘进行疯狂的虐待和残杀。被俘的共产党员不甘心被奴役，在这里建立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组织暴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禁自问：什么南兵营？这不就是战俘集中营吗！五万战俘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在石家庄当兵二十年，又是搞政治宣传工作的，每天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只听说二战时德国在奥斯威辛、索比堡等地建立过集中营，从来没听说过日军在中国也建有集中营，更没想到石家庄就有一个五万人的集中营。就连当地的老石家庄人，也只知道有个南兵营，而不知道那就是集中营。

那一年，日本国内政界人士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集中营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需要歌颂，日军残害战俘的罪行也应给予揭露。于是我想对石家庄集中营展开广泛调查，但是当时各地党史研究室才刚刚恢复，人员很少，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任务很大，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调查不属于本职工作，也提不上议程。我们只能在走访地方党史人物的同时，顺便进行一些战俘劳工调查，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进行调查，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因为是额外任务和业余调查，没有经费，没有时间，所以调查工作很艰难，也为自己和同事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一年夏天，我和同事党福民到东北去调查，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多访问一些人，我们二十多天走访了长春、吉林、牡丹江、哈尔滨、沈阳、抚顺、本溪、大连等十一个城市，走访了二十五个单位和历史见证人。常常是晚上乘车，白天走访。为了省钱，住的是招待所和小旅馆，吃的是大食堂和小地摊。常常是肚子饿了，就在路边饭馆吃碗冷面，党福民把胃都吃坏了，后来还患了胃穿孔。20世纪80年代，中国多数机关和档案馆还没有复印机，查到有用的资料，无法复印，只能靠手抄。我和同事屈左军在山西黎城和湖南怀化等地翻报纸，抄材料，常常趴在客房的床上阅读抄写，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要抄五六千字，一抄就是好几天，其中艰辛，自不待言。我们就是靠这种笨办法慢慢地寻找着集中营的线索，积累着有关战俘劳工的资料。

后来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清理阶级队伍”，石家庄公检法机关在1968年成立了一个“南兵营专案组”，组织了几十个人，对被关在南兵营的战俘劳工进行了好几年的调查，我们便通过有关部门找到这批档案。当管理人员打开两个文件柜，我们看到有上百万字的档案材料。粗翻目录，有数百人的回忆证明材料和数千人的通讯地址及调查线索，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觉得搞清石家庄集中营的情况有希望了。

当我用一个月时间把这批资料看了一遍后，却有些失望，发现这批档案多数不能直接引用。因为这些调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想指引下进行的，目的不是调查日军在集中营的罪行以及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而是要“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有的战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就认为是“叛徒”；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推举为队长、班长和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汉奸”；有的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归国参加工作，又认为是被日本派回来的“特务”。当事人不承认，就说其态度不老实，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住牛棚，关监狱，有的人差点被枪毙，有的人含冤死去。一些材料明显含有逼供信的成分，不仅搞不清问题，而且越搞越乱。不过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调查线索，使我们后来的调查减少了大海捞针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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