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产生和交流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交流是提高某一文明共同体科学技术水平的主要通道。理解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为什么古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商道有关。古代人类之间的交流受到空间的制约，这类文化交流大都发展在主要商道上的主要城市。商道不仅是商品传播的通道，还是科学技术传播的通道。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中世纪*重要的文化传播道路。东方诸大文明共同体的强盛，是因为它们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链之上，能够较快地得到新的文化因子，从而带动了诸国共同的强盛。例如，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给西亚及欧洲国家的促动，棉花、占城稻各种海外植物流人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可以进一步推理，中世纪繁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方，是因为有一条联络这些国家的商道在起作用，这条商道就是丝绸之路。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沿线国家中传播科学和技术，带动了沿线国家共同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被看作世界的边陲，海上丝绸之路的尽头，才是欧洲商道的起点，他们距离国际主要商道太远，了解东方国家的科技也太迟了，因此，它的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国家。中世纪末期西欧国家向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是为了打通西欧与东方的海上联系。这样他们才能进入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汲取所需要的东西。从科技传播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异域文化之间科技传播的主要通道，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有助于汲取先进科学技术，从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之，则有吊车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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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舁和梁方仲是都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大师，他们对资本、货币、财政、外来商品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作为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基点。
林仁川教授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全面论述了大航海时代明清海上私人贸易，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其后，林仁川先生又有《福建海关暨贸易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一书出版，展示了对海洋史的开拓。李金明是韩振华的学生，主要研究明代对外贸易，对福建史的关注体现于月港研究。1996年杨国桢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提出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杨国祯发表了《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东溟水土——东南中国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突破了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多个难点。近著《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是对中国海洋文明史理论的全面探讨。杨国祯先生所带博士多选择海洋史课题，十多名博士的著作，形成了海洋史团队，从而构成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他还主持编纂了《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等系列丛书。其中涉及福建海洋经济史内容的颇多。
徐晓望为傅衣凌的学生，研究方法承袭傅先生开拓的南派史学道路，注重地方志等地方和民间史料收集，关注下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多从下层社会关注经济的变化。尤其注重海洋史的开拓。1988年，徐晓望的《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征》一文发表，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纠葛是不可忽视的线索。1999年，徐晓望的《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一书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以海洋文化的视野观察台海两岸的海洋史，开篇探讨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结构、特点，认为中古时期的中国在世界海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闽台海洋文化的地理环境、起源内因、航海文化、海外贸易、沿海贸易、海商集团、海路移民、海神崇拜、海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在海洋史考证方面，徐晓望的主要突破有：论证王景弘为福建漳平人，考证郑芝龙家族长期在澳门谋生，迄至郑芝龙已经是第四代了。他对严启盛的研究揭示，早在明代前期，漳州人就活跃于香山沿海一带。2000年，徐晓望师从郑学檬老师研读博士课程。郑老师重视傅衣凌先生的史学方法，关注欧美学界经济史理论的进展，着重于商品经济市场理论的开拓，对徐晓望的影响颇大。徐晓望撰写的博士论文是：《16—17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在该论文中，徐晓望提出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有三大贸易圈，环南海（东南亚）贸易圈子和东北亚贸易圈，以及中国贸易圈，台湾海峡是连接三大贸易圈的枢纽，在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晓望的海洋史专著还有《闽商研究》、《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商海泛舟——闽台商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是研究福建经济史的另一个重镇。除了朱维斡先生的《福建史稿》之外，唐文基领衔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和林庆元领衔的《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都有涉及福建对外贸易史。师大学者自徐恭孙先生以来，在中琉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谢必震著有《中国与琉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有关中国与琉球交通的著作。林金水的著作更多地倾向中外文化交流史。2010年，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团队完成了《福州台江与东南海陆商业网络研究》（福州，海峡书局2011年），其重点为福州海港与内陆、海洋的联系。参加本书研究的专家除了徐晓望、罗肇前之外，还有潘健、黄洁琼、许莹莹、张燕清等新一代专业研究者。其中徐晓望、潘健、黄洁琼、许莹莹的合著还有《闽台商业史新探》（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
台北中研院自1983年以来，坚持海洋史的研究，每隔数年编一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集》，现已出版了十多集了。其中朱德兰、刘序枫教授在福建与日本贸易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他们的特点是掌握许多日本的史料，用以解释明末清初福建商人的活动。陈国栋在清代厦门港的贸易史方面撰有专文，以发掘清代档案史料闻名。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福建外贸史成果较多的是松浦章，他依据日本文献史料，展开清至近代福建的对外贸易及航海史研究，成果累累。此外，福建外贸史上的郑和、郑成功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人物，相关论文不可胜计，此处只能付之缺如了。
福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大都与福建人有关。因此，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若能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弄清楚，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主线也就基本清晰了。从商品的视角而言，福建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陶瓷、香料贸易贯穿始终，分别以丝绸、茶叶、蔗糖为不同时代的高潮，或者说：起于丝绸，终于茶叶。它的历史上，是中国与海外商品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它的主体是对外贸易史。近来许多学者渐渐认识到：自秦朝统一以来，中国长期是物质文化领先世界的国家，丝绸之路的历史正是*好的证明。建立对本土文化的信心是中国向更高层次跃进的基础，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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