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节选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随后，沈其震在耿丽淑帮助下从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沈其震到香港后，经过廖梦醒的引见，很快就见到了他早已景仰的宋庆龄，并把史沫特莱写的信呈递给她。宋庆龄看了信后，亲切地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名字）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接着，她告诉沈其震：“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并说：你们“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我已经通知上海的耿丽淑了。”会见中，沈其震转达了叶军长对宋庆龄的问候。她听了高兴地说：“叶挺军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北伐时他就一直冲在前面，现在又是他冲在*前面去了。”还表示，她“完全同意叶挺军长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这次会见后，宋庆龄立即从香港和上海拨出一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其他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支援新四军。当时有一种名叫“白浪多息安”的*有效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世界上刚刚生产，国内还没有用过的*新产品，也从上海运送给了新四军。不仅如此，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盟“募捐助成的”。这些支援大大加强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院的医疗工作。不久，新四军又接到琼·尤恩护送的一批医药物资。琼·尤恩是加拿大人，毕业于护士学校，是由宋庆龄介绍去延安的。她曾到五台山前线医疗站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由于过度劳累，健康很差，辗转到上海疗养。尤恩还未好好休养，便由宋庆龄安排，于1939年1月负责把一大批药品和其他物资护送到新四军防区。新四军**支队司令员陈毅热情地接待尤恩。尤恩非常关心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她在参观后方医院时，发现新四军缺少护士，便主动推迟归期，担负起培训护士的工作。　　保盟上海分会也通过各种渠道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在接应国外寄来的救济物资，负责把它转送给新四军的同时，还经常通过一些社会团体，用各种合法名义组织义卖、义演，如“节约救难”、“文化之夜”等活动，为新四军募集资金和物资。**笔捐款17.8万多元，由新华银行副经理孙瑞璜秘密汇出。1938年冬，是新四军成立后遇到的**个寒冬，战士们急需御寒物资，学生们便走出校门向市民劝募寒衣，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募集10万件棉背心的任务。12月，保盟上海分会又把募捐到的10万多元现金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要的布料和一批医药用品，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下，通过上海民间团体组织了由王纪华、顾执中率领的**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冒险穿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防地，送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此外，还动员一些进步的医生和护士参加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　　夏天到来时，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危害极大，在长江流域，“去年死于疟疾的人数几乎与战死的人数相等，整师的士兵由于疟疾而不能行动。”为了缓解和消除疟疾之害，沈其震于1939年4月12日致函保盟，请求支援蚊帐和奎宁等一批急需物资。信中写道，由于天气转暖，这里的蚊子又猖獗起来。我们新建了一个有200张床位的病房，很需要“单人蚊帐”，并需要奎宁等“尽可能多的东西”。保盟接信后立即通知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供一批紧急援助。5月，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派出以吴大琨为团长，殷扬（扬帆）为副团长的第二批“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经温州、金华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慰问。他们带去了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12万剂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和新药“白浪多息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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