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
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
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
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
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
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
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
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
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
……

宋代地域文化 目录

序言
**章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
**节北方风俗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南方风俗概况
第三节各地风俗比较
第四节乡土观念与地域偏见
第二章各地文化概况及人材素质
**节北方各地文化概况
第二节南方各地文化概况
第三节各地的图书事业
第四节人材的地域分布
第三章各地教育状况
**节北方教育概况
第二节南方教育概况
第三节各地武学及少数民族学校
第四节各地官学教育比较
第四章科举制反映的地域文化差异
**节科举数量的地域分析
第二节科举类别的地域差异及调整
第五章宗教文化的地域分布
**节佛教分布状况
第二节道教分布状况
第三节神祠分布状况
第六章各地学术状况及特点
**节学术的地域演变及儒学的地域化
第二节南北学风及学术的某些差异
第七章艺术的地域特征
**节文学的地域差异
第二节绘画的地域差异
第三节各地民间音乐状况
第八章地域文化的传播与结聚
**节地域文化的传播
第二节地方志的繁荣与地域文化
附表目录
地名索引
后记

宋代地域文化 节选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能强烈地感觉到：同一个时代内不同的地域文化是多么的千差万别。越来越多的学者—史学家、思想家、文化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等都抵挡不住其诱惑，迈向了这一比较荒芜但又绚丽多彩的学术领域。时空限制性是人类一般文化存在的显著特征。从空间维度上看，人类总是在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内文化现象及其空间组合特征。其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在文化的形成及发展中，地理环境通过影响人类活动，而对文化施加影响。不同人群所处的独特地域环境所形成的文化隔离，也有效地保持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发展趋向。尽管由于文化传播工具的进步使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扩大，但漫长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隔离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种文化发展的空间限制性所形成的文化的地域性，成为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制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性质、类型、水平、方向和速度。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进行生存的方式和表现，也即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一般而言，文化的本质除了阶级性之外，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代性，二是地域性。文化的存在既是时间上的进展，更是空间上的分布。文化的时代性，指在相同时代或相同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共有的与该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特点。时代性所展现的文化，特点是依时代更迭而不断变迁，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甚至是前后对立的巨变，阶段性很强。地域性所展现的文化，则相对稳定，有着多元的特定模式和传统。二者之间，像一阴一阳那样密切关联，互相成体，互相补益，互相制约，构成了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多变的时代内容，可以使地域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并经过选择，稳定在一定地域，成为地域文化内容，使文化得以积累与存在。而稳定的地域内容以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传统，为时代内容的变化提供基地，使文化不断发展，或独领风骚，扩展为时代文化。地域文化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明了。从学术价值及方法论上讲，研究一个时代的地域文化，打破了传统史学囿于按时间和类型排列文化现象和人物的窠臼，打通了时空，转换和增广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文化空间特征及其联系的角度，促进文化史的研究，给研究者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天地。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正是宋代文化在各地区的形态、特点联系及演变。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趋同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展示出的将是多维的宋代文化形态。中国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有一个既强化又融合的过程。强化的主要是特色，融合的主要是内容。上古时代的地域文化，大致有中原华夏文化和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文化，各有不同的层次和鲜明的特色。经过碰撞与融合，在更广大的中原地区汇聚成汉文化。汉文化又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和历史，形成巴蜀、三秦、三晋、齐鲁、燕赵、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随之出现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的阴阳、儒、道、法、墨、名、兵、农等诸子百家，就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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