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鉴 五四 本书特色

　　与李泽厚、李欧梵、林岗 　　诸友人论衡五四新文学运动 　　五四的历史功绩在于把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国”“群”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已”“我”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现。 　　传统与中国人 　　人论二十五种 　　思想者十八题 　　文学十八题 　　文学的反思 　　共悟人间 　　共鉴「五四」 　　鲁迅传 　　阅读美国 　　读沧海

共鉴 五四 内容简介

　　一次五四文化的历史解读，一场哲人汇聚的思想盛宴。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更新运动，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重大、深远的历史事件。一个东方大国的文化转型、心理转型就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这一划时代的事实。《共鉴五四》即为刘再复先生近年来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的合集，当中更以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精彩对话作为《共鉴五四》代序——“五四”五说。在当今纷纷诋毀“五四”、盛行尊孔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五四”？刘再复教授以犀利的思想、鲜明的态度和精粹的语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书中作者还与李泽厚、李欧梵教授一起，直面真理，共论九十年前的大变革。

共鉴 五四 目录

“五四”五说(代序)——李泽厚 刘再复
一“五四”了不起
二 反孔也了不起
三 *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
四 告别“新启蒙”
五 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
附录：一字之差的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
一 重心明确但理论准备不足
二 批孔的合理性与浪漫性
三 德赛两先生的体用分离
四 文学革命的概念错位
五 现代人文经典创造意识的阙如
六 主攻对象置换的假设
附录一：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附录二：谁是*可怜的人?
附录三：伟大的内心律令——在香港北大校友会上的讲话

“五四”启蒙问题答问纪要—— 答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博士问
一 关于启蒙的反思
二 现代启蒙有无独特的话语谱系
三 “五四”若干主将的不同思路
四 清华诸子也属新文化范畴
五 《红楼梦》是“五四”的先声
六 关于鲁迅的新认识
七 海外语境下的思索与研究

病理学启蒙的反思——刘再复、李欧梵对谈录
一 病理学启蒙与生理学启蒙
二 行动生活与沉思生活
三 独立存在与象牙之塔
四 抽象能力与形而上品格
五“新启蒙”命题已过时

“五四”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 ——近现代中国三大意识舶觉醒
一“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
二“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
三 阶级意识的觉醒与个体意识的灭亡

关于个人主义与新文学的思考——与李泽厚的两篇对话
一 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浮沉
二 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
一 历史角色的互换——启蒙主体的易位
二 社会运动重心的转移和个性生长土壤的贫瘠
三 启蒙主题的回归与创作个性

“五四”与西方的文艺复兴
一 “五四”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不同思路
二 民族“厄运”与个人“厄运”的重叠
三 三种“吃人”方式的发现
四 人伦网络与礼治秩序

“五四”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
一“五四”语言变革的伟大动机
二 新语言的困境和媚俗流向
三 走出俗化政治化的语言新试验
后 记

共鉴 五四 节选

　　姜：您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学者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共同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多元文化景观？ 　　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都属北大，这一点无可争议。但清华总是被视为新文化的对立面，却不公乎，错觉的原因是因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三个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均是保守派。尤其是吴宓，他和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辅等先生创办的《学衡》被视为《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动。其实，吴宓编辑《学衡》杂志期间（1921-1924）身在南京东南大学。直到1925年初，他才被聘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不过，他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因此被视为清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理所当然。在吴宓的主持下，1925年梁启超被邀担任研究院导师（于1928年夏季辞去职务）。同年，王国维也受聘于研究院，并携全家迁居于清华园，两年后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嘱家人把他“行葬于清华园茔地”。 　　1988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人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20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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