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司马迁这回真的是彻底地糊涂了。只好叹口气，说一句圆场的话：
老子，隐君子也。
是的，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尤其是他的终点，更是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悬案。一般人的一生，以死为终点，而他则没有死，只有“隐”，只有“出关而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敢情他的出关，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再生？
确实，对我们而言，他只是离席而去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他不是一个死者，而只是一个“缺席者”。我们在讨论自然、社会和人生时，一直给他保留着席位，一直在引用他的思想。什么时候他能姗姗而来，直接参与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我以为这不仅是有关他个人经历、心灵与智慧的隐喻性象征，更是有关我们这个早熟民族的心灵与文化的深刻隐喻。他的职业，“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隐喻，与前一个隐喻是一个因果系统——我们历史悠久，饱经风霜；我们少年老成，老奸巨猾。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他智囊般硕大的头颅内包含着无比深刻的人生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头上密密的皱纹中隐藏着太多的阴谋与陷阱。他神奇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昙花一现，然后又神奇般地远遁他方。在夕阳的余晖中，他骑青牛，执麈尾，晃动身影，出关而去，弃故土如弃敝民屣。描述他的行踪正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出如神迹，没如鬼杳。
 
他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就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史书，是王朝的大事记，是诸国的争斗书；是你死我活的兴与亡，是此起彼伏的盛与衰；是阴谋与权变，是杀戮与残忍，是眼泪与狞笑，是尔虞和我诈。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这些东西成为他了解和理解社会、人生的感性材料和基础，成为他哲学的依据和指控人类文明的证据。
对某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会成为他自己个体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他生在那么多既经的历史之后，正是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那岂不是在说，读史使人少热情而多冷静，少诗意而多理智，少幻想而多现实，少天真而多心机，少童心而多老猾，或者更直接地说，读史使人衰老，使人世故？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他的大慈悲，就是“无为”；他的大冷酷，也是“无为”。他弃人类于原始生态，岂不是大冷酷？他返人类于天地自然，岂不是大慈悲？
在他为我们留下的“五千精要”（刘勰对《道德经》的评语）中，除了谈到了宇宙的生成、构成，还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点：一曰治国，二曰处世。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作《德道经》（马王堆出土的竹简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道家特别重视的“君人南面之术”。可他的治国之术，实在是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简单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这是对现存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为什么“不尚贤”？因为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得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世界上，很多坏事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很多的祸都是他们闯下的。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和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还要“不贵难得之货”。“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的解释，“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而，“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货越贵，人就越要去争；人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虚其心”“弱其志”就是使百姓心志空虚，无所欲求，安于现状。这当然是“愚民政策”，但客观地说，老子这种“愚民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和榨取，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样的“愚”乃“淳朴”的表现，是“赤子之心”的真实体现，是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能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老子毕竟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阶级要仁慈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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