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传注疏》）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大量引用《诗》的《左传》也无此说法。不过我们却又无力反驳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500多年，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之时，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恐怕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要把集中起来的诗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可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抗战之前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拾起。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齐都躲得起。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我们还有这样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来自自身的，还是间接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钟爱的女子的出身后，可能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情。
综上所述，《诗经》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自孔子以来，陈陈相因，没有弄明白的事真是不少；而学者们的深文周纳、望文生义又增添了更多的新问题。《诗经》学是经学的重要一支，历代研究《诗经》的著作，《四库全书》已收录达146种之多（著录书62种，存目书84种），这还不包括亡佚了的。而自清乾隆年间至今，又有多少著作，尚无统计，在今天学术受到高度重视与鼓励的情形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专著纷纷面世。我们在撰写此书前，曾去上海鹿鸣书店搜集当今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在该书店20多平方米的书室中，我竟很容易地觅得七八本刚刚出版不久的《诗经》研究专著。我在为祖国的学术繁荣高兴的同时，也有一些疑惑，这一类大同小异的“学术著作”到底有多少价值？我当然不想唐突学者，这几位学者都是极认真极辛苦地做他们的学问的，他们的功夫也很扎实。但如果一本书中，除了人人皆知的基本事实的叙述，自己的所谓一得之见寥寥无几，我想我们不能因其是按“学术规范”操作出来的、按学术文风写作的，就给予“学术著作”的待遇，予以极大的尊敬。而且，这所谓的“一得之见”，也仅仅是个人之见，它们往往并不能解决旧问题，却可能引发新争论。我不是说引发争论不好，诚如学者所云，这就是学术积累，并且“真理越辩越明”；也许“真理”确实可以越辩越明，但我们的学者们所争的，往往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所谓“真相”。比如说，一首诗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谁作的，为谁作的，讽刺或歌颂谁的；一首诗中的某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等，对这类“真相”，我倒觉得，他们是越辩越模糊了。反正我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不说我还明白，他们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关于所谓的“历史真相”，我有两方面疑问：
第一，是否存在着最终的“真相”，是否有可能揭示最终的“真相”？
第二，即便我们找到了所谓的“真相”，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价值？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历史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正如历史本体在“历史学”中只是理论上的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一样，关于某些诗篇的创作真相也可作如是观。而所谓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在很多时候，就学术研究来说，是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对揭示真相感兴趣，我建议不要从事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不要钻故纸堆（因为故纸堆未必有关于某事的记录，即便有，古人的记录也未必就真实。办公室里今天有人打架，明天找在场的人叙述，不同的人叙述都可能不一样），最好的途径是想办法造出时间机器，让它把我们送回现场去。要说方法，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要说真实，这也才叫真实。

 2/9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社科图书 学术文化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