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姿态，有理性认识成分，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认同。五四作家的家庭体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沉重的童年记忆。童年记忆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很大。五四作家大多少年已识愁滋味，家庭留给他们的童年记忆，往往像梦魇般沉重。庐隐出生之际即逢外祖母去世而被视为灾星，6岁丧父后随母投奔舅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许地山从小随父母流徙于闽粤，身世飘零，“生本不乐”，激起他对佛教“人生苦”的共鸣。废名是家中次子，在乡间看重的是长子，他从小被看得“淡漠”，加上自幼多病，而喜好禅宗，“高高地站在人生之塔上，微笑堕泪”。其二，包办婚姻的无奈。五四作家既深爱父母，又渴求爱情，难免在带有传统宗法色彩的“孝”与带有恋爱自由色彩的“爱”之间，无所适从倍感痛苦，纵然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违心接受包办婚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孝道使然，是不敢也不愿违背父母之命。譬如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孙荃之于郁达夫，无不是父母强送的“礼物”，用鲁迅的话说是“母亲娶媳妇”，他们别无选择。其三，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五四时期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突出，尤以知识女性（职业女性）为甚。她们在改变传统生存方式的同时，必然面临新的矛盾，或为家务所羁绊，或为名教所束缚。五四报刊上署名女士的作家不下20人，对女性心理驱动下的事业追求的艰难不易，几乎都有切身体会。用庐隐的话说，“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是我唯一的口号了”。（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东京小品》，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

凡此种种，给五四作家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也带给他们深深的困惑，直接影响了五四家庭小说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岁月中，家庭积聚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内涵，对此的全面反映与省察，五四作家还难以胜任。五四作家生活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照亮了他们伦理文化上的反叛立场和批判姿态，但并不都是自觉的和决绝的。五四作家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去编织悲喜交织的家庭故事。家族制度的实施及其后果，旧式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这种家庭瓦解过程中的动荡与矛盾，面对这一过程各式人物不同的心态，新的生活观念在这一方面的萌芽，五四小说都提供了生动的场景。五四作家通过演绎家庭故事，不仅重新审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心理动向，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并试图以现代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去思考更为广泛深刻的家庭问题。他们笔下，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人与环境的矛盾，径由“家庭”这个人人都极为熟悉的形态得到鲜活的表现，由此传达出家庭文化诉求的急促又略显嘶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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