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差不多处于垫底的位置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按世界银行的方法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大约190多美元，在列入统计的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94位，比巴基斯坦、印度还要落后。从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麦迪逊《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1998年出版）的测算（按实际购买力法），1952年-197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4.4％，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速度（4.52％）。从人均GDP增长率看，1952年-1978年中国为2.34％，也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水平（2.56％）。大多数经济指标都很落后。
　　2.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
　　1978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总体上处于贫穷状态，仍未解决温饱。“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238页）邓小平用了“非常贫困”、“非常困难”的字眼，来描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愧疚，这是一位为人民利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的愧疚，也是他义无反顾地搞改革的原动力。“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再不改革，再不改善人民生活，共产党人将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啊！甚至还将被开除地球的“球籍”！
　　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才314公斤，虽然比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不少，但那是战乱年份，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粮食有过几年较快的增长，从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到1956年的310公斤，但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徘徊不前，有些年份（如1960年）还曾下降到200多公斤。总体上看，就是300公斤多一点。人均一年300公斤粮食，扣除掉种子、原料和工业用粮，剩下不多，难以填饱肚子，所以说粮食还未完全过关，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城镇居民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职工工资除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较大增加，以后便长期停滞，到1978年人均工资才四五十元。城镇居民的粮食，按年龄凭粮票计划配给，从十几斤到二十几斤不等，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数量似乎不算少，但当时由于缺少肉食，肚子里没油，配给的这点粮食填不饱肚子。总体上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四个字：贫穷落后。人民贫穷、国家落后。新中国成立29年，经过全体人民的建设和努力，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一些进步，但变化很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将近30年了，这可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呵，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高达3亿多（其中农村贫困人口2.5亿），但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贫困人口更多。
　　3.夜郎自大的心态更堪忧
　　当年，为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报纸上不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之类的溢美之词；打倒“四人帮”后，为了揭批其“滔天罪行”，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从侧面表明，经济停滞甚至濒于崩溃，确是当时的实情。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左”的思想并未清除，经济上又继续徘徊了两年。所以，到1978年时，局面并无多大改观。那时的农村，一遇到灾荒或青黄不接时，很多人纷纷外出要饭，像安徽凤阳，一个村有过半数的人外出要饭，没有人觉得要饭是丢脸的事，毕竟，民以食为天，“肚子”大过“面子”啊。在毗邻港澳的沿海地区，人们则冒着被收容、甚至葬身鱼腹的风险，成千上万地偷渡到香港、澳门，“偷渡潮”像海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防不胜防，拘留所和收容站人满为患。
　　正在此时，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与日本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起飞，远远把我们抛在后面。1955年，日本人均GDP只有西德的1／2，美国的1／5，从1955年至1973年，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8年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从268美元增加至3752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谓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都大体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跃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这些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我们的缓慢、停滞形成强烈的反差。
　　更可怕的是人们夜郎自大的心态。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对外界的接触极少，信息闭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不仅看不到差距，不知道自己有多落后，反而对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觉得我们不仅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正跑步向共产主义前进，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有时甚至还以“救世主”的心态看世界，当年，*流行的一句话是“要想想，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后解放自己，把那“三分之二”人口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于是，我们俨然成了“救世主”，自己在饥肠辘辘之际，还在说着“解放全人类”的梦呓。经过长达二十多年“左”的干扰、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劫难，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极端。
　　二、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
　　好在，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了。1977年5月，“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终于复出。他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甘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在他看来，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关键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呀。而科学技术水平能否提高，基础在于教育。所以，教育是重中之重，基础中的基础。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是个重灾区，一切都被颠倒，中小学生上课，学的主要不是科学文化知识，大学生招生靠“推荐”，不是从应届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造成人才严重的青黄不接。人才“断代”局面再不扭转，整个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1.恢复高考鸣响春雷**声
　　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教育抓得紧紧的。他以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为突破口，率先从这里拨乱反正，开启了推动中国伟大变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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