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观察 内容简介

陈学工同志的这本著作我认真地通读了一遍，书的主题虽然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但作者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可以看出来不是一部应景之作。全书可读性很强，作者充分利用其长期在媒体工作的资源优势，占有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并将其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全书的各个部分。书名虽取为“观察”，但却有着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是一本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论著。
近年来，对于中国这场改变世界1／4人口命运的大变革的评价和总结，在国际上基本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肯定和赞美。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国际上一片叫好声中，国内对中国这30年改革的评价却意见不一，不但对改革的结果评价分歧，就是对怎样继续改革方面意见也非常不一致，甚至有要求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声音。怎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这30年的改革结果，成为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学工同志用发展的视野和战略，总结、观察和俯瞰30年的改革开放。用大量的事实、数据和深入浅出的分析，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对普通民众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展现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总结出了几条弥足珍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问题的原因，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继续推进改革来破解。并明确提出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要从“一化”走向“三化”，即在完善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的同时，推进社会改革的公益化和政治改革的民主化。其“一体两翼”的改革构想(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主体，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两翼)值得参考。

改革新观察 目录

改革新观察 节选

**章　30年改革纵横谈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已30周年。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改革过程的见证者、亲历者，回首过去，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更是思绪如潮，激情澎湃。
　　**节　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弯
　　那么，改革到底是什么？它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我忽然想起“女娲补天”的故事来。
　　一、改革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她美丽善良，为人类做过很多好事，比如曾教给人们婚姻，给人们制造一种动听的乐器——笙簧。*为感人的，则是她炼五色石补天并团土造人的故事。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比喻改革的话，我觉得改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如女娲补天的过程。女娲用她神奇之手，不仅力挽狂澜，而且创造了生命，开启了新的生活。改革何尝不是这样呢？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它不仅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人。不过，女娲补天只是动人的传说而已，改革则是亿万人民的创举，是实实在在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活动。
　　1.改革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改革，是对现存弊端的清除、对不合理事物的扬弃，是一个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过程。力度大的改革，总是破与立并举；彻底的改革，则更是一场革命，是对事物的重构和再造。
　　天漏了，才有补天的话题；同理，社会有弊端，现状有不足，才有改革的动力。认识到缺点、差距乃至弊端，是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前提。那么，改革前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大体上结束，“四人帮”也已垮台两年，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清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没有走上正轨。更为严重的是，人们的思想僵化封闭，在心态上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先看看经济低迷状况。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则按GNP统计。GDP指国内生产总值，GNP指国民生产总值，其统计口径略有不同，GDP以一国（或地区）区域范围为统计对象，包括外资在区域内的投资形成的产值，GNP则以国民为统计对象，包括本国国民在海外创造的产值，不包括外资在区域内创造的产值。由于在改革开放前基本没有外资活动，所以二者基本一致。
　　197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差不多处于垫底的位置是世界上*贫穷的国家之一。按世界银行的方法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大约190多美元，在列入统计的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94位，比巴基斯坦、印度还要落后。从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英国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麦迪逊《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1998年出版）的测算（按实际购买力法），1952年-197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4.4％，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速度（4.52％）。从人均GDP增长率看，1952年-1978年中国为2.34％，也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水平（2.56％）。大多数经济指标都很落后。
　　2.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
　　1978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总体上处于贫穷状态，仍未解决温饱。“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238页）邓小平用了“非常贫困”、“非常困难”的字眼，来描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愧疚，这是一位为人民利益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的愧疚，也是他义无反顾地搞改革的原动力。“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再不改革，再不改善人民生活，共产党人将无颜面对父老乡亲啊！甚至还将被开除地球的“球籍”！
　　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才314公斤，虽然比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不少，但那是战乱年份，并没有多大的可比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粮食有过几年较快的增长，从1949年的200多公斤增加到1956年的310公斤，但从那以后的20多年里，一直徘徊不前，有些年份（如1960年）还曾下降到200多公斤。总体上看，就是300公斤多一点。人均一年300公斤粮食，扣除掉种子、原料和工业用粮，剩下不多，难以填饱肚子，所以说粮食还未完全过关，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城镇居民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职工工资除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较大增加，以后便长期停滞，到1978年人均工资才四五十元。城镇居民的粮食，按年龄凭粮票计划配给，从十几斤到二十几斤不等，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数量似乎不算少，但当时由于缺少肉食，肚子里没油，配给的这点粮食填不饱肚子。总体上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四个字：贫穷落后。人民贫穷、国家落后。新中国成立29年，经过全体人民的建设和努力，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取得一些进步，但变化很缓慢，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将近30年了，这可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呵，依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高达3亿多（其中农村贫困人口2.5亿），但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贫困人口更多。
　　3.夜郎自大的心态更堪忧
　　当年，为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报纸上不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之类的溢美之词；打倒“四人帮”后，为了揭批其“滔天罪行”，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从侧面表明，经济停滞甚至濒于崩溃，确是当时的实情。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左”的思想并未清除，经济上又继续徘徊了两年。所以，到1978年时，局面并无多大改观。那时的农村，一遇到灾荒或青黄不接时，很多人纷纷外出要饭，像安徽凤阳，一个村有过半数的人外出要饭，没有人觉得要饭是丢脸的事，毕竟，民以食为天，“肚子”大过“面子”啊。在毗邻港澳的沿海地区，人们则冒着被收容、甚至葬身鱼腹的风险，成千上万地偷渡到香港、澳门，“偷渡潮”像海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防不胜防，拘留所和收容站人满为患。
　　正在此时，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与日本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迅速起飞，远远把我们抛在后面。1955年，日本人均GDP只有西德的1／2，美国的1／5，从1955年至1973年，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8年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从268美元增加至3752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谓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都大体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跃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这些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与我们的缓慢、停滞形成强烈的反差。
　　更可怕的是人们夜郎自大的心态。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对外界的接触极少，信息闭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不仅看不到差距，不知道自己有多落后，反而对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觉得我们不仅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且正跑步向共产主义前进，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有时甚至还以“救世主”的心态看世界，当年，*流行的一句话是“要想想，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后解放自己，把那“三分之二”人口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于是，我们俨然成了“救世主”，自己在饥肠辘辘之际，还在说着“解放全人类”的梦呓。经过长达二十多年“左”的干扰、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劫难，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极端。
　　二、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
　　好在，历史的拐点终于出现了。1977年5月，“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终于复出。他自告奋勇，主管教育和科技工作，甘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在他看来，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关键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呀。而科学技术水平能否提高，基础在于教育。所以，教育是重中之重，基础中的基础。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是个重灾区，一切都被颠倒，中小学生上课，学的主要不是科学文化知识，大学生招生靠“推荐”，不是从应届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造成人才严重的青黄不接。人才“断代”局面再不扭转，整个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
　　1.恢复高考鸣响春雷**声
　　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教育抓得紧紧的。他以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为突破口，率先从这里拨乱反正，开启了推动中国伟大变革的序幕。
　　首都高等院校1977届新生入学。这批新生，是我国粉碎了“四人帮”、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后的**批大学生。（新华社记者李基禄摄，新华社1978年3月14日播发）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虽然有所调整，如注意吸收工农子弟、考察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等，但基本的做法依然是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文革”时认为这样做“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于是，从1966年起，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招研究生更长达12年）。从1972年起，大部分高校才恢复招生，但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其特点，一是停止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二是入学考试被废除了，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影响教学质量，而且为“走后门”提供条件，造成招生的不公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等人谈话时，就提出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优秀人才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这可视为对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首次表态。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基本沿用“文革”的招生办法，只多了一条“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至10000人直接上大学”，对文化考试要求也不严格。邓小平对此不满意，8月8日他在一个座谈会上说，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教育部据此重新制定出1977年高校招生办法，决定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等，都可自愿报名。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办法。原应在第三季度进行的考试推迟到第四季度，全国共有570万名青年参加考试，被录取的大专生共27.3万，新生推迟至1978年2月前后入学。
　　短短几个月，千百万人期盼的大学招生，就从设想变成现实，极大地调动了青年的学习积极性，社会上出现了多年难得一见的读书热。这一事件，充分印证了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体现出他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负责的巨大魄力，也说明了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的办事效率。恢复高考及随后（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论断，犹如春雷鸣响，振聋发聩，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热情，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开始在全社会形成。
　　2.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闸门
　　然而，科教战线出现的新鲜事，只不过是雪压大地初绽的一两朵春蕾。
　　各行各业都需要拨乱反正，但人们的思想却被“左”的绳索五花大绑着。思路决定出路，思想不先转弯，绳索不松开。行动就不可能转变。而*大的绳索，不是别的，就是僵化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其实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它没有区分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个别结论与他的思想体系、精神实质，尤其把毛主席晚年错误的东西，当做金科玉律继承下来，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文革”已经结束，但同时又提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沿着“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前进。
　　为了突破“左”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并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判断一个事物是对是错，检验的标准只能是客观的，以社会实践的结果为准，而不能是主观的，以本本或某个领袖的结论为准。这个问题，本来属于*基本的常识，是马克思主义的ABC，然而，由于多年思想的混乱，实事求是原则被抛弃，个人迷信盛行，教条主义当道，以致连这样的常识问题也要重新讨论一番，并引起政治思想上的激烈争论。这个讨论，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为开端，前后经历了几个月时间。争论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交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大讨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终于取得初步胜利，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左倾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给予支持，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公开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大讨论作了总结，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并说了这么一段精辟隽永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出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包括对冤假错案的纠正。一场波澜壮阔的、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影响深远的新革命，从此真正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总设计师的改革蓝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事实上就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领导者、决策者，邓小平不仅亲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真切地看到整个过程的经验与教训，而且不停地在脑子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加快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等问题，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宏伟的蓝图渐渐地了然于胸。
　　……

改革新观察 作者简介

陈学工，高级编辑，1957年生，广东人。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5年，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988年调入广州日报社，一直从事理论和评论工作，现任广州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著有《流通新探》一书，主编《改革新论》（两主编之一）。长期在媒体从事理论和评论的职业生涯，养成了既关注社会热点、又试图进行理论思考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