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大包干”，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小岗生产队实行“包干到户”的当年就创造了“奇迹”，粮食总产达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包干到户”使小岗生产队从一个“讨饭队”一年就翻了身。严宏昌回忆说：
我们这一年，群众的干劲就特别高了。一年下来，我们到秋天粮食收了13万9千斤。我们的粗粮还没算。我们的油料收了3万多斤。这一年国家给我们定的是两千八百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三万多斤。油料我们是摊了147斤。我们向国家交了两万九千多斤。这一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20块钱。一下子调到400块钱。我们不但没用国家的一分钱贷款，我们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八百万。这一年，群众的积极性特别高涨。过去是愁眉苦脸的要饭的年月，这一年就是喜笑颜开，人人都欢天喜地。群众有的讲，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日子，过去是不敢想的。我们家家的粮食等于过去一个生产队的量了。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到1980年初， 关于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在无休止地进行着。虽然报纸上的争论并没有中断农民的探索，但却在农村出现了两怕：群众怕变，干部怕错。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几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2个月后，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这年的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1980年1月，万里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他对干部们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
会后，1月24日，万里去了小岗生产队，他挨家挨户地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省里80年元月份开会，开完会的时候，在元月二十几号万里就来到小岗村。从西头进来，看到东头。看得非常满意。当时跟万里汇报，我们心里也是悬着的。究竟要不要我们这样干，我们是没有底的。万里看过以后，他说你把小岗村的情况讲来听听，当时在我家我讲的。他坐的面朝西。我坐西面朝东，万里后面的东边呢，坐着各级的领导。我当时就跟他汇报小岗村的前前后后经过，他听完了以后说，我没法想，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会住在农村的茅屋草舍里。他说你们这种做法，我早就想了。但是就是没有人敢做。你们做了。当时我一听这个话，我的心放下了。万里同意我们这样做。我当时眼睛一酸，就流泪了。我说万书记，我们小岗村希望你们领导准许我们这样做。他说你放心，你们队上不是批你们干一年二年三年，我再批你们干。我一边批你们干，我一边回去向中央汇报。你们这种做法，是适合我们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路。
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内蒙、河南、贵州等地都开始推行包产到户。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1980年春，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后来回忆说：
1980年，在这一年的6月初，省委在巢湖召开了芜湖地委和巢湖地委和滁县地委三个地委的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件讲，就是安徽的肥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幅度很大，另外又讲到凤阳，就是“凤阳花鼓”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一年大变样。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叫秘书就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了，我就把邓小平同志讲话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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