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年的春天，“万元户”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报道说，兰州市郊雁滩人民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有六个壮劳动力，去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从此，“万元户”成为农村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象征。
农民生活的这种变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完成的，带给他们这一实惠的是广大农民在生产实际中创造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包干到组的，包产到户的，也有联产计酬的。*彻底的还是安徽凤阳的小岗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
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否定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去管理、去经营，也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后来这些做法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已，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
一“包”就灵，正是这一个“包”字，使农民看到了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温饱问题的希望。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去选择，去试验。
　邓小平后来曾经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中，小岗村不是*早推行农村改革的，但却因为*早尝试“大包干”而受到瞩目，并被作为“中国农村改革**村”而载入史册。2005年6月15日，小岗村建起了 “大包干”纪念馆，将那段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帷幕的历史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改革前夕的安徽农村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1977年6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78年的春节快要到了，这是万里到安徽上任后的**个春节，他对几位省委领导说：“春节就要到了，农民生活很苦，许多社员群众家里断粮断炊，怎么也得让他们吃一顿饺子啊！”省委决定对贫困落后地区实行节日特殊供应，每人2斤面，3斤米，半斤肉，由县粮食和食品部门负责供应。决定能否落实？万里很不放心，决定亲自到下边去看看。
　　1978年1月30日是“小年”，万里驱车去了阜阳地区。当他走进一家破旧的茅舍时大吃一惊：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不多了，不少农家关门闭户还在外逃荒。
当时正是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万里又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当万里走进一位红军烈士的家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位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地看见，老人竟未穿裤子。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村干部说：“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灶口取暖。”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他感慨万千：“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解放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子盖，弄条棉裤穿，吃顿饱饭！”
　　农民的困苦万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万里深知，从1958年开始已经实行了整整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捆住了农民手脚，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正是对农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使他产生了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发起冲击的强烈愿望。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使这片本来就已十分贫脊的土地雪上加霜，全省大幅度减产已成定局。以万里为**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
当时，安微凤阳县梨园公社小贾生产队*早开始实行“包干到组”，这一做法得到万里同意后在全县推广。
小岗生产队是全公社乃至全县*穷的，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剂，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全队二十户人家，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这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为了活命，他带领小岗人偷偷地将土地包产到户。老人们开始为严俊昌等几个干部担心了，这样下去要犯事的。犯了事，坐了牢，孩子谁养？老婆谁养？让大伙开个会，立个誓，万一你们犯了事，让大伙管你们的老婆孩子。
1978年11月24日傍晚，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把全村１８家农民的户主召集到会计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发誓，要消灭缠绕小岗生产队农民２０年之久的饥饿。严宏昌将他起草的一张分田到户“契约”念给大家听：“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１８岁。”
18个穿着破衣烂袄的淮北农民神色庄严地在“契约”上按下了他们的手印。透过这18户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秘密签定的“生死契约”，人们看到的是当年发起农业“大包干”时农民们悲壮的决心。这18位农民没有想到，他们签下的这个“生死契约”，会如此迅速地引发起中国农村打破旧的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新的革命。
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后来回忆说：
我们小岗生产队当时20户人家。115人。18户真正上有老下有小，2户是单身汉。其中9到10人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这样，小岗的形势就是年年算盘响、年年换队长，一年到头干不好。再加上不合理的分配原则，所以大大降底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当时呢我回来想好以后我**个就找严学昌，因为他跟我俩住得比较近，我讲小岗要干好唯独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分到各户，但是有一条，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秘密地去做，要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我们要秘密地行动。11月，阴历就是10月多，太阳大下晚的时候，按照现在来讲就是4、5点钟的样子，大家都聚一起，把这个契约都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一分到户就接近春节了，所以这一年的春节，过去的春节小岗是基本上都在外面去要着年饭，这一年的春节有很多人没有出去，都去抢着挑牛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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