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带着葛里森一家的护照到达登机口，而我带来的则是帮他们购买机票和应付其他支出的现金。弗利伯格和葛里森一家随后登机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然后转机到法兰克福，再到美国。毋庸置疑，那个月我的财务报告入不敷出，但总部却一声不吭地帮我一笔勾销了这笔烂账。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会再回到葛里森事件中来。就目前来说，值得一提的只有几件事情。起初，总部的苏联联盟对葛里森做了盘问，后来，他又被转到反情报处了。而仍旧身在赫尔辛基的我们，则越来越不安，因为葛里森曾经在赫尔辛基任职一年多，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苏联克格勃在赫尔辛基的行动的很多情报，但是，对葛里森的盘问重点似乎并不在此，而盘问的人对芬兰的事情所知有限。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拿到了葛里森的长篇陈述，其中有些正是我们企图寻找的答案，但明显感觉还有很多漏洞。
葛里森提供的信息里有两件事情检验了我才起步的反情报分析技能，我赢了一个，输了一个。在**个案子里，有一个大使馆分部想要雇用一名年轻女士做秘书，她的身世背景是苏联流亡分子。另外，对于她要应聘的职位来说，她的能力似乎有点太高。我的建议是不能雇用她。可能也是因为嫉妒，她*终未能入选。根据葛里森的陈述，那个女子实际上是克格勃想打入大使馆的奸细。
在第二个案子里，我们得知我们美国大使馆的一名芬兰员工，曾秘密前往列宁格勒。他需要苏联签证，而葛里森在自己领事身份的掩护下，给他签发了签证，然后和我们的芬兰员工同时前往列宁格勒。根据现有情况进行推断，我们迅速召来这个员工，盘问他的这次秘密行程，*后将他解雇了。但我们现在从葛里森处知道，我们的这名员工在大使馆任职期间其实一直都很忠诚，葛里森在列宁格勒试图收买他，但是却被拒绝了。不幸的是，在我们解雇他之后，他马上变节，主动联系葛里森并向克格勃告发了他在大使馆任职期间所知道的一切信息。
我在赫尔辛基工作了四年，到了任期的后半段，我开始清楚意识到：女人职业生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了。女员工也可以申请参加职业培训课程，而有无参加职业培训课程正是通向高管阶层的重要通行证。但是，仍旧还有些条件挟制，在行动处，女员工只有两个发展路径——分析师和报告员。我们没法去参加成为行动官员的长期培训课程，我们也被禁止接受准军事化训练。男女员工数量上也根本没有对等性。在全体66名员工中，只有7名女员工。
但不管怎么说，我在职业培训课程上收获颇丰，也拓宽了自己的经验。鉴于我自己的兴趣在苏联，所以我认为培训课程中*为出彩的要算是乔治凯斯瓦尔特长达三个小时的精彩演讲，他演讲的主题主要是他在波波夫案中的作用（彼得谢苗诺维奇波波夫是个格勒乌官员，他于1953年在维也纳主动向我们靠拢，凯斯瓦尔特是他的主要接头人之一，凯斯瓦尔特俄语讲得流利，而且他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传奇）。
成功完成职业培训课程之后，我又回到了海外，这一次主要是比荷卢（译者注：全称为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地区。从1966年夏天开始，我在这一相对轻松的环境里工作了四年，主要是担任针对苏联目标的分析师，与此同时，我也花了大量时间在欧洲游历。这次任期期满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想要回到总部待一段时间，近20年了，我一直都未曾得到在总部的工作机会，另外，我的父母日渐年长，我已经好几年都没见到他们了，我希望自己能弥补这份缺失的亲情。
我在总部的**份工作是当时的苏联联盟司传记科的主管，后来苏联联盟司很快又调整为苏联东欧司。传记科是苏联联盟司*大的一个部门，却是*不被重视的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少和直接行动紧密相关。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我们海外的工作站及其他友盟追踪苏联及东欧高管们的通讯记录。对我们部门来说，*让人丧气的却是，一旦我们的初始研究显示某个特别的人引起注意的时候，整个追踪行动就被从我们手中转出，从此我们再也不知道后文。
在这一时期，为了继续丰富自己的知识，也为了提高我自己的专业技能，我开始学习俄语。我参加了一个高层的情报课程，这种课程的目的是让分析师能够读懂他们那个专业领域的俄语文章。一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我已经能够翻译或者编辑格勒乌将军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及克格勃间谍安纳托利亚博格特给我们提供的文件了，还有我们代号为“永别了FAREWELL”的法国线人弗拉迪米尔维托夫提供的文件。
就这样在传记科担任主管三年之后，我迫切地想要换个工作岗位。我申请做行动处周末及晚上的值班领导，我是第二个获得这个职位的女员工。这个工作很累人，因为我们每周都得轮岗，由于我们得在世界范围内确定出来各种情报行动的先后顺序，这令我对我们局的责任范围有了一个更宽泛的理解。越战失败后的那段时期，我碰巧就在这个岗位上任职。
在行动处值班的时间只维持了短短的六个月后，我想恢复正常的白天工作。因此，当我被调动到苏联分部的反情报处的时候，我真是喜不自胜了。我的具体岗位是研究科的副主管，在约瑟夫F的领导之下。约瑟夫F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熟悉克格勃的一切知识。我的具体任务就是写一份关于格勒乌的研究报告。我足足花了18个月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我的报告*终以《今日的格勒乌》为题刊登在1976年11月行动处的内部期刊上。
在撰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次接触到了波利亚科夫案以及他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在格勒乌内部发展了三名职位较低的间谍。尽管他们提供的情报也有点价值，但是其重要性根本不能和波利亚科夫提供的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却提供了一个“掩体”，《今日的格勒乌》的普通读者大概都倾向于相信这三个间谍是文中所提到的重要信息的来源。而事实上，波利亚科夫的情报才是这份研究报告的核心。也就是在书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次和桑迪有了工作上的接触，在涉及波利亚科夫的案子中，桑迪是中情局的专家。
现在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了，苏联东欧司开始意识到美国各个情报机构都急需各种反情报信息，但是我们所获取的信息都只限定在行动处内，也许有些也传达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反间谍处成立了两个分支：一个由芬思麦克伊领导，主要工作是散布反间谍处从苏联资源那里获得的情报；我负责另外一个分支，主要是传播来自东欧资源的情报。这个架构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然后，芬思前往海外就职，这两个分支又合并成反间谍情报科，而我，则成为这个科室的主管，负责苏联东欧司所收集到的所有可靠情报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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